上週我在「新頭殼」寫了關於日本「道歉政治」的文章，試圖解釋為何日相菅直人在今年8月，願意為日本的侵略與殖民向南韓道歉，且隨後又在日本紀念終戰65週年之際，與所有內閣官員集體拒絕參拜靖國神社。除了日本想更融入東北亞的考量之外，日相對歷史提高悔恨與歉意之因，在於維繫國內政權。這裡的分析是「為歷史道歉」的國內政治因素，而在這篇文章中，我想提出另一個有趣的問題，也就是「承認歷史並道歉」會產生出何種國際政治的效應？
當一個國家在歷史上對其他國家做出難以彌補的傷害時，事後的承認、懊悔、道歉被侵害的國家會有什麼反應？被侵害的國家是否因此降低對侵略國的敵意，進而修補、提升雙邊關係？換做實例，日本若承認了二次大戰的侵略史、並向受害國家道歉，是否會降低中、韓等國對日本的敵意？又例如1999年，北約組織的導彈擊中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美國事後並未公開地、高調地向中國與受害者道歉，中國對美國的敵意是否因此提升？
在國際關係理論中，「威脅感受」被認為是決定國家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若感受到他國的威脅越大，政府越傾向提升權力，保護自己安全。在這裡，威脅感受的來源在於他國的軍事力量、地理位置、政權型態等因素，若他國的軍力越強、距離本國越近、政權越獨裁，則政府感受到的威脅越深，雙邊關係將難以進展，甚至增加衝突發生的可能性。美國學者Jennifer Lind在2009年《Security Studies》期刊中發表的文章「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國際政治中的道歉）認為，國家對外來威脅的評估，應該加入「承認歷史並道歉」的因素。
Lind進一步推論，若國家願意承認並為歷史上破壞他國的悲劇道歉，將能有效降低該國釋放出來的敵意，使得兩個擁有歷史糾紛的國家願意和解，甚至化敵為友。政府道歉除了能對國內群眾釋放出「不準備侵略」的訊息，讓國內政治體制能制約政府未來侵略的政策之外，釋放道歉訊息，更能讓他國接受到正面的情感聯繫，進而加深雙邊和解的強度。Lind對二戰後的日韓關係研究中發現，雖然降低韓國對日本敵意的主要因素，來自於美國制約日本軍事力量的程度，但是「為侵略韓國的暴行道歉」，可以加速敵意的降低，這可以由Lind研究中許多官方、民間的言論歸納出來。
雖然道歉能夠降低敵意，但是Lind也發現，毫無保留、公開高調的道歉，可能會導致反效果，因為這會激發國內保守勢力或鷹派的反彈，在國內的政治場域中做出干擾的行為。Lind指出每當日本政府欲對歷史做進一步的悔恨與道歉時，也是保守勢力反撲最強的時期，常透過公開言論與修改教科書等手段擾亂道歉的效應，導致南韓各界反感，反而加深對日本的不滿。因此，Lind認為，道歉要達到降低敵意的效果，應該要落在公開高調的表態與毫無悔意的光譜中間，才能避開國內反對「為歷史道歉」的干擾。
透過Lind的論點，菅直人較高調地向歷史道歉，雖然可以降低東亞國家對日本的負面觀感，但可能會招致日本新一波「抗拒歷史」的風潮，甚至出現更多「恢復往日帝國光榮」的論述。道歉的國際政治相當微妙，不能太多、不能太少，在日本的道歉史中，雖然出現許多短期的抗拒風潮，起起伏伏，但透過Lind橫跨超過60年的研究可以看出，整體而言，日本對歷史的承認、悔恨與道歉的程度是持續上升的，這股力量雖無法在短期內整合東亞，但卻是東亞國家和解的重要催化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