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站長在 Stanford 研究所修課「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the Rule of Law」的心得，特此分享！）
Jeffrey Sachs 在他的書「The End of Poverty」提到，用當今世界的標準來衡量，整個世界在1820年都屬於貧窮國家，最富英國的跟最窮非洲在個人所得上面僅有四倍的差距。但根據2006年聯合國的「Human Development Index」做的研究，最富有的盧森堡與最窮的西非獅子山共和國的差距已經高達125倍（69961：561美金）。在這將近兩百年間的變化中，究竟有哪些原因使得有些國家富起來，而有些國家卻持續處在赤貧的狀況中呢？許多人認為一個國家的地理環境、能源蘊藏、政治經濟體制以及政府政策是造成經濟發展差距的原因，然而，這些因素真造成落後地區發展遲緩的宿命嗎？
地理決定論的宿命
許多人將一個國家先天的地理環境當作決定經濟發展宿命的原因，由於某些國家的地形崎嶇造成交易成本高昂而降低交易的動機，土地的貧瘠讓人民無法溫飽，缺乏海岸與河流使得貿易無法發展。這些地理上的先天不良被歸咎為經濟發展的原因。
地理上的制約無庸置疑地影響了經濟互動時的成本，也影響了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意願，更影響到人民能否取得溫飽而繼續投入經濟發展。但是地理環境的制約對於經濟發展的阻礙並未扮演明確的負面角色。政府若能夠致力於國家基礎建設的發展是能夠戰勝天先環境的缺陷，許多發展中國家連能夠連接城鎮的道路都缺乏，這些國家在「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清廉度排名敬陪末座，政府不願意將財富投入於基礎建設，腐敗使得天然資源的制約成為阻礙發展的高牆，難以跨越。外國政府的經濟援助也常常被國家侵吞，無法投入於民間的建設，用以克服自然環境的限制。例如位於熱帶地區的新加坡擁有很差的先天條件，但政府願意投入於基礎建設，將新加坡建設為國際貿易的重鎮，為新加坡創造出驚人的經濟奇蹟；台灣東部的經濟發展，也在雪山隧道的開通之後與繁榮的西部取得聯繫；非洲有些國家也因為外國農業技術的協助，建立了灌溉系統、改善了耕種方式克服了惡劣的先天環境。
在當今緊密聯繫與高科技的世界中，地理環境對經濟發展的阻礙是可以被政府克服的，關鍵在於執政當局對基礎建設的重視程度，願不願意投入經濟發展出及必須克服的天然障礙。從長期的角度來看，地理環境絕對不構成阻礙經濟的決定性因素，因為許多國家都遭遇到過地理環境的限制，但也一一地被克服。有些國家在初期無法負擔這些費用時，健全的利用國際援助可以成為幫助國家經濟發展的開始，這需要整個世界一起投入。
能源帶來的詛咒
一個國家擁有稀有的天然資源理論上可以為國家帶來豐厚財富，例如石油為中東國家在短期內帶來經濟成長。但是在現實世界中卻出現了「資源詛咒」（Resources Curse）的現象，也就是擁有天然資源且高度依賴其出口的國家，通常無法帶來經濟發展，有時更呈現出驚人的負成長，使得天然資源潛在地成為了阻礙經濟發展的元兇。根據Terry Karl的解釋，石油市場的高度揮發性讓沙烏地阿拉伯的國民所得從1981年的28600美元，跌至2001年的6800美元，當一個國家高度依賴石油出口時，當石油價格快速跌落之時，國家用來發展的經濟來源將受到嚴重的衝擊。此外高度依賴能源出口讓國家及人民無心發展其他產業，國家若缺乏多元化的產業，將提升面臨經濟僵化導致的危機。此外，這類國家靠能源帶來的本國貨幣升值現象，更打擊其他產業出口的成本，這將衝擊國內產業的發展，也就是俗稱的「荷蘭病」（Dutch Disease）。
開採天然資源需要大量資本與高科技的投入，通常擁有天然資源的國家本身無法提供，必須仰賴外國公司的技術與人員，這些工業技術與資金基本上不會投入於當地社會，即便有外資進駐，對於當地社會的經濟與教育無顯著的援助，甚至常造成與當地社會的與外國能源公司的衝突。當石油能夠為國家帶來大量財富之時，政府就不傾向於向人民收稅，光是能源出口就能維持國家的開支，這種現象造成了一種政府的獨裁傾向，認為政府沒有向人民收錢，所以不必對人民負責。這種認知造成能源財富常掌握於國家領導人手中，他僅願意分配給能夠維繫其權力的群體，而非將財富用於國家的發展。
雖然「能源詛咒」常指的是石油，但其他富含天然資源的國家也常是問題重重。以鑽石為例，獅子山共和國的鑽石造成國內各地軍閥的征戰，中央政府無力管束，也無法將鑽石轉換為財富建設國家，貧窮本身讓鑽石成為軍閥殺戮的興奮劑，腐化政府與軍閥的心，鑽石成為一小部份人發財的工具，成為介入賴比瑞亞內戰的幫凶。然而天然資源本身就這麼具有致命性而阻礙經濟發展嗎？或是石油與非能源礦藏真如Michael Ross在「Does Oi Hinder Democracy?」所做的結論，認為這些天然資源阻礙了民主發展？「能源詛咒」真的無可避免嗎？
我們必須瞭解到「能源詛咒」是用來說明高度依賴石油出口賺錢的國家，若國家領導者不願利用這筆財富發展多元化的社會與產業，就容易造成國家財政的脆弱性。波斯灣石油出口小國近來致力發展觀光業，就是希望將排除這種經濟上的脆弱性。能源公司與石油出口國家的內部交易造成政府的腐敗，扶植的是親信與勢力，而非民間社會。若是國家擁有明確有效的體制去制約當權者的行為，讓石油財富公開化、公平化，我們可以看到挪威在擁有健全的政治與經濟體制下，石油為挪威人帶來的是財富而非詛咒。非能源的礦物同樣地並非是對發展或民主的詛咒，若是國家有完備的體制去制約當權者會地方軍閥的行為，同樣可以為國家帶來財富。資源本身並不邪惡，而是邪惡的人心腐蝕了資源本身的美意。
體制是經濟成長的催化劑
究竟何種政治或經濟體制能夠促進經濟的成長一直存在爭議。Robert Barro認為就統計上的證據看來，經濟成長與民主的關連性相當貧乏，在民主與獨裁政體中都有經濟高度成長與低度成長的證據。在Adam Przeworski與Fernando Limongi的研究也認為，民主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是不明確的，並沒有哪一種政治制度的存在能夠明確地保證經濟成長的可能？雖然沒有明確的答案，但我們可以從促進經濟發展較相關的因素開始談起。
資本、科技、教育發達、創新精神的國家是對經濟發展最有利的因素，而何種體制較能夠帶來這些基礎可以作為追尋經濟發展的脈絡。在「Why Democracies Excel」中檢視了貧窮的民主與獨裁國家後，作者發現兩者的經濟成長速度相距不大，但是貧窮的民主政權在社會發展方面的表現強過於獨裁政權，且能夠讓人民適應並掌握國家政治與政策的動向，讓人民擁有更好的生活條件，這股力量潛在地提升了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
儘管獨裁與民主體制都可能發展教育、吸引資本、發展高科技，但在獨裁政權中，約束統治者發展經濟基礎的力量相當薄弱，人民必須企盼獨裁者對社會存有發展的意願。但是在民主政體中，人民能夠有制約當權者力量，當權者為了保住高位必須滿足社會的需求，因而會朝人民企望的經濟發展之路前進，這種動力呼應了Amartya Sen所說的，歷史上沒有任何重大的飢荒發生在民主且擁有媒體自由的國家，因為民主體制之下的公民社會能夠懲罰走向危害社會路途的政府。越是自由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擁有更強的制約能力，對於促進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有更正面的影響。
在經濟自由的體制下，人民的「財產權」能夠得到充分的維護，在這種體制之下，人民能夠擁有賺來的錢，也能夠確保投入發展的資本不會遭到恣意地沒收，大大地提昇人民的生產力。且「財產權」的確保更刺激了來自外國的投資，增加國內的資本與技術，不僅帶動經濟成長、為地方注入經濟發展的基礎、更能促進企業家的創新精神。Louis Putterman認為在中國政府將耕種所獲得的「財產權」部分地下放給農民之後，農業經濟的成長非常地明顯，帶動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成長。
民主的政治制度能夠約束與引導政府朝經濟發展的路前進，而經濟自由的體制能夠促進民間社會對經濟成長的投入，但除了擁有體制的形式還不夠，體制必須要健全有效，真正能夠運作執行，而這正是Francis Fukuyama所說的「國家建構」的重要性，在民主與經濟自由的體制下，國家必須具備執行制度內涵的能力，才更能確保體制促進經濟發展的途徑。
政策可以扭轉乾坤
在前面討論到自然環境、能源蘊藏與政治經濟體制對經濟成長帶來的影響中，都不如政府的政策來的重要。能夠負擔基礎建設的政府，只要願意執行正確的發展政策，就有造就經濟成長的可能性。同樣的，落後地區的政府也能善用外國援助發展經濟，但這必須克服William Easterly在抨擊Sachs論點時的擔憂，他認為一味地花大筆金錢援助落後國家，並不能保證那些地方的人民拿的到錢，因為複雜的政治腐敗、地理環境制約等因素常造成破壞援助的美意。
同樣的政府可以制定出產業多元化的政策、建立健全的租稅制度、促進基層教育，以避免「能源詛咒」帶來的威脅，政府願意發展軍警制度，保護人民，致力穩定內政的話，就能改善因搶奪礦藏造成的民間殺戮，將天然資源用於創造經濟成長。
在政體與經濟發展的關連性不高的前提下，或許差別在於當權者制訂政策的不同。民主體制下比獨裁體制更能激發政府制訂出發展經濟的策略，提升厚實經濟發展的基礎，並避免腐敗發生的頻率，越自由的民主由於制衡政府的力量越完善，會造成更好的結果。此外，Milton Friedman認為民主政權將會強化經濟權利，而促進經濟發展，政府也會制訂出經濟自由的政策，刺激人民提高生產力，鼓勵資本的流入，提升經濟發展的力道。
雖然限制經濟發展的因素很多，但若在健全且有效體制的牽制與刺激下，政府是可以克服這些困難。1820年以來的累積世界經濟落差，其解答或許存在於如何促使執政當權者走向正確的發展道路，若能確保這樣的路徑，Sachs呼籲終結貧窮的經濟發展策略才能收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