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成果

本文探討台灣政府如何在社會普遍反對美國豬肉進口、並擔憂健康風險的情況下，取得解除進口禁令的支持。本文關注在脆弱的地緣政治情境中，策略性框架是否能使集體國家利益凌駕於個人利益考量之上。透過隨機分派受訪者接受國家利益或個人利益框架的情境實驗，本文發現，強調台灣國際空間能顯著提高民眾對貿易自由化的支持，而訴諸健康風險與豬農損失則未產生統計上顯著的效果。研究結果顯示，將不受歡迎的經濟改革連結到具體外交利益，能在受到威脅的民主國家中壓抑個人福利層面的疑慮。

台灣在美中大國競爭的經濟面向中占有關鍵位置，其重要性在於維繫全球供應鏈運作所需的貨物、能源與科技流動，並影響印太地區的權力平衡。本文主張，台灣的經濟穩定對於維持支撐美國及其盟友相對能力的關鍵網絡至為重要。本文透過貿易資料與政策分析，檢視糧食、能源與半導體三個關鍵部門，說明台灣周邊若發生擾動，可能引發更廣泛的全球經濟不穩定。本文也探討台灣如何成為美國主導之強化供應鏈韌性與科技合作倡議中的積極參與者。研究發現，台灣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角色兼具實務與戰略意義；其穩定不僅支撐區域繁榮，也影響民主夥伴回應中國擴張影響力的能力。本文透過連結物質相互依賴與戰略行為，有助於理解二十一世紀經濟網絡如何形塑大國競爭。

本研究透過比較菲律賓兩位總統艾斯特拉達和杜特蒂的崛起與沒落，試圖理解菲律賓民粹領袖如何利用政治敘事動員支持者，以及與關鍵戰略群體的互動對其政權穩定的重要性。本研究認為，外部的政治經濟條件和民粹領袖以往的成功經驗是構成政治敘事內容與強度的重要因素。一旦政治敘事形成後，民粹領袖需與關鍵戰略群體合作以轉化為政策，政策成功則強化合作，否則可能導致領袖被推翻。兩個比較個案研究發現，艾斯特拉達以「劫富濟貧英雄式」民粹主義崛起，強調與貧民同在、反貪腐和社會正義，但因與天主教會和軍警的緊張關係最終被迫下台。杜特蒂則以「刑罰式民粹主義」為特徵，通過嚴厲打擊犯罪和毒品問題獲得支持，並成功運用與軍警的合作鞏固政權。這些結果突顯了關鍵戰略團體在菲律賓政治中的重要性，並展示了民粹主義在不同領導人治理下的相似性和差異性。

台灣海峽已成為當代大國競爭中的核心熱點。本研究透過分析體系層次結構變遷與單元層次國內力量之間的互動，檢視中國在台灣附近軍事侵擾升高的驅動因素。在體系層次上，中國的強勢作為反映其與美國之間權力差距縮小，以及其挑戰美國影響力的努力，尤其是在裴洛西 2022 年訪台與賴清德 2024 年總統就職等觸發事件期間。在單元層次上，習近平之下決策的集中化、民族主義上升與經濟壓力，創造了尋求風險行為的誘因，並強化了對台灣的脅迫政策。研究發現指出，中國的軍事騷擾會隨著結構性競爭與國內壓力而波動，在政治敏感時刻加劇，並使灰色地帶戰術固著為其策略的常規特徵。雖然這些動態尚未匯聚成一個關鍵戰爭窗口，但脅迫措施的累積與反覆出現的危機，已使大國戰爭風險維持在高位，並使兩岸關係的走向日益不確定。

《中國健康絲綢之路：疫苗外交與健康治理》（China's Health Silk Road: Vaccine Diplomacy and Health Governance）一書中，Gerald Chan 對中國在全球健康治理領域日益擴大的影響力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全書共八章，探討中國國內公共衛生發展、國際健康外交，以及全球治理體系之間多層次且相互交織的關係。本書分析的核心概念為「地緣發展主義」（geo-developmentalism），即透過促進跨區域連結與基礎設施建設，推動互利共贏的經濟發展模式。這一概念貫穿全書，成為理解中國健康外交戰略的重要分析框架。地緣發展主義凸顯中國如何將公共衛生議題與「一帶一路」倡議（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相結合，並揭示健康外交不僅是改善公共衛生合作的工具，更是服務於更廣泛地緣政治與經濟目標的重要途徑。透過健康絲綢之路的推動，中國試圖在全球健康治理體系中提升其制度性影響力，同時強化與參與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與戰略連結。

本文探討台灣大學生對亞洲認同之認知的演變，並聚焦於台灣新南向政策（NSP）的影響。本研究使用亞洲學生調查（ASS）資料，分析這些學生如何看待鄰近亞洲國家，尤其是新南向政策鎖定的國家。研究發現顯示，台灣學生將亞洲視為一個動態且多元的區域，但在教育與職涯機會上，傾向偏好西方國家或日本等已開發亞洲國家。研究也顯示，雖然新南向政策提升了台灣在部分東南亞國家的形象，但對改變台灣學生對這些國家的認知影響有限。本研究凸顯新南向政策在促進區域整合與相互理解上的戰略意義，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交流在形塑區域認同上的重要性。儘管此政策已有成果，本文指出仍需進一步努力，使台灣社會與更廣泛的亞洲區域建立更深層的連結，以充分實現區域合作與認同形成的潛力。

本研究檢視過去十年間形塑立法委員對美國肉品進口台灣政策立場的政治動態，聚焦於 2012 年美國牛肉與 2021 年美國豬肉兩個案例。圍繞此議題的貿易政策已變得具有政治爭議，涉及相互衝突的國家利益與選區偏好。立法委員面臨兩難，在優先考量選民利益與配合政黨利益之間拉扯。本文的核心論點主張，隸屬於執政黨的立法委員較傾向倡議或調整其立場，以支持取消美國肉品進口禁令；相對地，隸屬於反對黨的立法委員則較不願意支持此一立場。立法委員的選民利益、區域與不分區身分、城鄉差異或教育程度等因素，並不能一致地解釋立法委員在美國肉品貿易政策上的立場。為檢驗這些論點，本研究採用混合方法，結合量化分析與兩個個別立法委員的案例研究。本研究的發現為核心命題提供了經驗支持。

本文探討貿易政策、聯盟戰略與民眾偏好之間的關聯性。文章主張，當一項具有爭議性的貿易協議被視為向強大對手靠攏（bandwagoning）的可信訊號時，由於可能對國家生存與安全造成負面影響，因此較容易引發國內反對聲浪。相反地，當一項具有爭議性的貿易協議被認為是與非威脅性大國合作以制衡對手（balancing）的可信訊號時，由於有助於提升國家安全與生存能力，因此較不容易遭遇國內阻力。本文採用比較個案研究方法，分析台灣兩個重要案例：2014年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CSSTA）的太陽花運動，以及2021年開放含萊克多巴胺（ractopamine）美國豬肉進口所引發的社會爭議。在服貿協議案例中，由於中國被視為潛在威脅來源，民眾擔憂協議可能帶來負面的安全外部性，因此政府所推動的對中貿易合作未能獲得充分的國內支持。相較之下，在美豬進口爭議中，政府向社會傳達了一項訊息：與美國達成相關貿易安排，是深化台美戰略夥伴關係所需展現的可信承諾。此一論述獲得部分民眾認同，因為他們認為與美國深化經貿合作具有正面的安全外部性，不僅有助於強化台灣的安全保障，也有助於維護台灣的主權地位與民主政治制度。因此，儘管美豬開放政策同樣引發食品安全方面的爭議，其所面臨的政治反彈程度仍相對低於服貿協議所遭遇的強烈社會抵制。

本文透過分析新加坡、柬埔寨與緬甸三個案例，探討東南亞國家在 COVID-19 疫情期間所形成的健康安全夥伴關係，並聚焦於它們對中國與印度疫苗外交的回應。本文主張，多重因素的結合導致夥伴關係出現差異：國家政府因應疫情的能力及其成本、疫苗的可信度，以及與潛在夥伴之間的地緣政治關係。新加坡並未依賴中國疫苗捐贈，但接受中國援助是一項外交舉措，目的在於美中戰略競爭之中維持平衡政策。相較之下，柬埔寨與緬甸由於管理危機的能力有限，且缺乏財政資源與取得頂級疫苗的管道，因此不得不與中國或印度建立夥伴關係。地緣政治也扮演了角色。中國因為在疫情之前已與柬埔寨形成強固的戰略關係，而成為柬埔寨的主要夥伴；緬甸政府在 2021 年 2 月軍事政變前後，則基於不同的政治與地緣政治考量來建立其夥伴關係。

本文採用重複獵鹿賽局理論模型來解釋上海合作組織（SCO）的演化。研究顯示，國家與上合組織合作的程度，與合法鎮壓國內動盪的預期收益、執行反人權規範的物質與聲譽成本、三股勢力的延續，以及對其他成員偶發背叛的容忍程度呈正相關。上合組織因此面臨一項兩難。一方面，為了維持合作，它支持威權領導人鎮壓政治異議人士。另一方面，上合組織對人權抱持敵意的規範違反既有國際標準，因而提高了相互支持的潛在成本。中國在全球追捕維吾爾人、會員擴張，以及俄羅斯在區域內的侵略行動，都提高了潛在成本並損害上合組織內部的相互信任。這些因素可能逐漸削弱領導人支持上合組織的意願。

雖然經濟實力崛起的中國使許多開發中國家受益，但也有許多人擔憂中國在區域與全球影響力的急速上升，尤其是在東南亞。中國確實快速崛起，但其究竟能多成功地將上升中的權力轉化為實際政治影響力，仍是一個問題。本文透過中緬關係這一關鍵案例回答此問題。由於緬甸高度依賴中國，它是最可能受到中國強烈影響的國家之一；然而，若緬甸在這種不對稱關係下仍未充分配合中國，則中國的實際影響力可能被高估。本文運用經濟影響力綜合指數（CIEI）說明緬甸在經濟相互依賴上最依賴哪個國家。CIEI顯示，緬甸對中國的依賴程度最高，且短期內不易被取代。然而，在如此高度相互依賴的關係下，證據顯示自2011年緬甸展開政治改革以來，其行為在若干議題上已開始偏離中國立場，包括人權與無核世界。此外，中國的影響力並未受到地方社群良好接受，許多地方居民將中國支持的計畫視為剝削性的經濟冒進。本文透過分析中國在密松水壩與萊比塘銅礦的投資，探討此類反對的成因。研究結果顯示，中國的軟足跡並未如外界想像般強大或受歡迎；由相互依賴關係產生的權力，仍需政治與社會凝聚力才能真正發揮作用。

在COVID-19危機期間，西方疫苗短缺持續存在，許多受疫情重創的國家因此更容易受到中國疫苗外交影響；此種外交形式涉及以疫苗換取政治讓步。本文主要關注哪些因素使中國疫苗外交更有效。透過混合方法，本文發現政治因素比公共衛生危機的嚴重程度更為重要。若一國與中國具有較高的地緣政治親近性、接受較多一帶一路投資、未與台灣建立外交關係且政體較威權，則更可能歡迎中國疫苗。本文未發現危機嚴重程度具有顯著影響的強烈證據。研究也發現，中國的疫苗捐贈相較於疫苗銷售較少具有政治歧視性，並可在危機期間用來拉近各國與中國政治軌道的距離。

韓恩澤在《不對稱的鄰居》一書中，將其關於國家與民族建構動態的解釋框架，從國內因素延伸到中國與其東南亞鄰國之間的邊疆國家建構。該書主張，中國與各鄰國之間的關係及權力分配，具有重要的理論思考價值。因此，韓恩澤在第二章提出「鄰里效應」的理論框架。此一框架直觀且具體。在其理論所涵蓋的四種類型中，有兩種類型最與本書核心關注相關，也就是中國與東南亞邊境地區的族群政治。第一種類型認為，若兩個相鄰國家處於不對稱權力結構且雙邊關係敵對，較強大的國家將進行政軍干預，導致較弱國家對邊疆地區的控制出現碎片化。第二種類型則指出，若權力結構不平衡但雙邊關係友好，其效果主要會表現在較強大國家所帶來的廣泛經濟影響。

本文探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是否已成為中國主導、用以實現其地緣政治利益的權力工具。透過檢視亞投行的權力結構、制度設計與34項已核准計畫，本文發現，雖然亞投行在貸款決策時某種程度上偏離國際標準，但截至目前，該行本身並未呈現為規範挑戰者。相反地，它變得更具合作性與包容性，並將重心轉向互利合作與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本文主張，亞投行當前的配置源自中國地位赤字的下降，也就是中國被承認的國際金融地位與其自身對金融權力認知之間的落差縮小。量化與質化證據顯示，當亞投行構想最初出現時，中國的地位赤字較大，意味著在全球權力競爭中，亞投行更可能被不滿現狀的中國操控。隨著亞投行演化，中國的國際金融地位獲得正面承認，亞投行也得到更廣泛接受，中國的地位赤字因此縮小。結果是，亞投行已成為一個具有改革取向的多邊金融機構，願意為建立規則作出讓步，並尋求與其他國際金融機構合作。

布雷迪認為，中國對南北兩極所提供的機會具有強烈興趣，這些機會涉及傳統與非傳統安全、自然與經濟資源，以及科學與科技。在安全領域，維持北極地區的航行自由，可為中國提供一條替代馬六甲海峽、巴拿馬運河或索馬利亞沿岸等更昂貴、危險且不穩定海上航道的路徑，也能提升其潛艦活動的便利性。透過北極海上航道，中國海軍艦艇可繞開美國及其太平洋盟友可能施加的軍事封鎖。雖然南極對中國的重要性不如北極，但由於其位於連結大洋洲、南美洲與非洲的空中航線上，因此也具有軍事戰略意義。隨著美國空軍已在南極設立基地，布雷迪預期中國將透過部署更多軍事人員以支援後勤，擴大其在該地區的角色。

本文探問，為何歐盟半數成員國在華府施加強大壓力下，仍選擇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如果亞投行對歐洲而言是難以忽視的經濟機會，為何其餘歐盟國家卻背對該組織？為解釋歐洲國家態度上的明顯差異，本文主張，在其他條件不變下，歐洲、美國與中國之間戰略情勢的變化，以及各國對發展中亞洲經濟機會的不同期待，導致歐洲國家走向不同方向。那些與中國日益友好、此一趨勢源自與美國之間同盟安全困境加劇，且高度依賴潛在龐大亞洲市場的國家，最可能追隨中國。相反地，未明顯轉向中國或亞洲的國家，最不可能加入亞投行。若僅具備其中一項因素，該國將維持猶豫。本文運用量化與質化分析檢驗此論點，包括針對31國的probit分析，以及德國、比利時與羅馬尼亞三個深入案例研究；這些國家分別具有高、中、低加入亞投行的可能性。兩類分析結果皆支持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

對於國際關係學界來說，「理論」被視為是用來解釋歷史、分析現勢、預測未來的重要知識工具。當前學界對於東南亞國家與中國的關係有許多不同的詮釋，但卻少有一套完整的說明來檢視理論工具與經驗事實之間的關係。有鑑於此，本文將以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不同研究傳統作為立論基礎，試圖呈現由中國與東南亞關係所構成的可能區域場境。同時，本文將進一步據此分析構成東南亞與東亞區域和平與穩定發展的涉入國可能作法與策略。根據各種理論的爬梳後，本文認為，區域穩定的條件至少有五個：第一，美國需要提升對東南亞戰略部署承諾；第二，中國需減緩進攻性武器的發展與應用；第三，東南亞與中國經貿投資關係需改善並走向雙贏；第四，區域各國需要加速民主政治發展；第五，東協區域組織須能成為更有效的區域組織以協調歧異。反之，區域將難以走向和平與穩定。

本文檢視 9 個在 2000 年至 2013 年與中華民國(以下簡稱臺灣)斷交的國家，以探討友邦與我斷交背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稱中國)因素。本研究發現，對臺灣友邦來說，獲取來自中國在貿易、投資與金援的經濟考量，以及透過中國的支持提升其國際地位與穩固國內政權的政治考量，是影響友邦是否願意與臺灣延續外交關係的重要因素。大部分友邦在與臺灣斷交後，均能獲取大量來自中國的經濟與政治利益，即便是擁有長期穩固邦誼的友邦亦然。從友邦的角度來看，透過遊走於兩岸的外交競爭之中，讓臺灣與中國競租外交關係，能夠大幅提升其國家利益，因此道德與理想難以在極度現實的友邦爭奪戰中勝出。對臺灣而言，邦交國無法長期收買，只能短期租用，若維持邦交國數量仍是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標，則臺灣恐需要更全盤地有彈性且客制化地制定出有效的經濟誘因，以提升與各國建交的可能性。

本文探問亞投行的成立是否透露出中國在國際發展金融領域的改革企圖，並使用描述統計與推論統計的數據來比較各國在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與亞投行的權力分佈，以及分析亞投行會員國的組成結構。研究結果顯示，這三個銀行在投票權力的結構上並沒有明顯差異，最主要的差異在於中國首次成為亞投行中最有權力的會員國。截至目前為止，客觀條件並未能看出亞投行欲改革當今國際金融體系的意圖；反之，亞投行較像是中國用來與主要國際金融組織競爭的工具，而在此競爭下，中國可能將面臨數個挑戰。第一，對世界銀行的缺點感到不滿的會員國，將難以在亞投行找到滿意的解答；第二，由於會員國對所追求的利益可能存在差異，亞投行將難以形成一個由中國主導的聯盟，亦難以在銀行治理中採用國際最佳實踐；第三，美國與日本拒絕加入亞投行並增加對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的資源投入，其策略可能是正確的，因為三者間更激烈的競爭將降低亞投行的影響力。總的來看，目前尚難以看出亞投行的改革企圖，銀行目前依然虛弱，尚不足以形成一個堅強的聯盟，來配合中國實現其對外政策目標。

在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受限、且難以與主要大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情況下，第二軌外交具有特殊戰略意義。1990年代初成立的台北首爾論壇／首爾台北論壇，是第二軌外交如何透過人際關係與雙方智庫連結，促進台灣與南韓關係的重要案例。本文檢視台北首爾論壇／首爾台北論壇的發展，分析第二軌外交努力培養台灣與南韓雙邊關係的機會與限制。透過社會資本作為分析框架，本文描繪台北首爾論壇／首爾台北論壇中獨特的人際社會網絡形成過程，說明其如何在極度困難時期中維持脆弱的雙邊關係。

全球經濟失衡導致全球經濟資源分配發生變化。雖然有些人預見美國權力不可避免地衰退，另一些人則認為中國即將取得全球首要地位的說法被誇大。本文透過將國際收支（BOP）與權力分析相連結，試圖對此辯論作出貢獻。國際收支的不同面向被連結到基歐漢與奈的兩種相互依賴理想類型：現實主義與複合相互依賴。前者涉及全球總體經濟資源的分配，後者則強調對國家之間具體相互依賴情境的細緻考察。本文從這兩種理想類型情境出發，評估中國1997年至2012年的國際收支。研究發現，中國權力的成長主要表現在其作為初級產品全球主要買家的地位上升，以及其在區域中的軍事力量增長。然而，中國也面臨財富累積可能放緩與科技發展落後的問題。目前而言，中國即將取得全球首要地位的推測可能被誇大，但其在區域中的支配地位確實正在上升。

面對崛起中的中國，有些學者認為東協國家將選擇扈從中國或制衡中國，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它們會採取較溫和的政策，也就是「避險」。在考量這些選項時，東協國家必須評估其在區域經濟與安全結構中的個別利益。本文主張，每個東協國家都面對與中國不同組合的安全與經濟關係，而這些關係在形塑其政策回應上扮演重要角色。本文將其回應劃分為四個象限，每一格都可依據對中國威脅感知的高低（HT或LT），以及對中國經濟期待的正負（PE或NE）加以分類。因此，本文假設處於HT–NE情境的東協國家將制衡中國；處於LT–PE情境者將扈從中國；處於HT–PE或LT–NE情境者將對中國採取避險。越中（HT–NE）、柬中（LT–PE）與新中（HT–PE）三個案例研究支持上述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