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大的挫敗？
在1980年12月，新加坡舉行大選，由李光耀率領的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 PAP）在選舉中贏得約78％的選票，拿走國會中所有的75個席次，李光耀與PAP在獅城的政治圈所向披靡。然而，在四年後1984年12月的大選中，PAP僅取得約65％的選票，所有79個國會席次僅取得了77席，雖然對於政黨政治的影響不大，但在當時，這次選舉被視為PAP自1963年大選以來最大的挫敗，雖然席次並未喪失太多，但卻失去12％的民心，在之後的兩次大選中，PAP的支持率持續下滑，終跌至1991年的61％，這每一次的選舉均被視為史上最大挫敗。
自1980至2011年的8次新加坡大選中，PAP平均得票率約為67％，在1980年取得78％之後，PAP的支持率一路下滑至1991年的新低點61％，隨後又一路攀升至2001年的75％，接著又下滑到2011年的60％。若由取得的席次來看，則在這8次大選中，PAP取得的席次比例平均為97％，其中以1991年的95％與2011年的93％為最低的兩次。2011年的選舉也再次被評論家認為是PAP上台後最大的選舉挫折。雖然就數字來看，得票率與席次的確是新低，但就新加坡選舉的歷史來看，2011的選舉結果類似1991年時到達的谷底，此次挫敗能否複製過去止跌回升的循環趨勢尚待觀察，但關鍵之一絕對是這個城市國家的執政團隊能否再次找尋到高壓統治與治理績效的平衡點以贏得民心。60％的得票率與93％的席次未必是最大挫敗，也可能是另一個止跌回升的停損點。
新加坡的政治與治理
為何PAP可以從1991年的谷底翻身至2001年底的另一波高峰？外界認為「亞洲金融危機」以及「911事件」這兩大危機是關鍵。在金融危機前後，新加坡經濟由1997年的8.5％大跌到1998年的負2.1％，超過10個百分點的巨大差距，但是政府隨即穩住陣腳，帶領國家重回榮景，至2000年達到9％的經濟成長。2001年的911事件讓新加坡人惶恐於不明的國際安全，擔心成為下一個被攻擊的目標。在當時總理吳作棟帶領之下，經濟的回溫帶來穩定繁榮的象徵，而九一一事件帶來的國際危機，反而讓新加坡人民嚮往由PAP菁英所領導的穩定政府。國際危機的出現、新加坡政府釋出的穩定度，以及卓越的治理成效，讓PAP能夠在2001年的大選中一口氣增加10％的支持度。
新加坡的政治與治理績效常讓政治學者以及公共行政學者感到困惑。一般認為民主政治與經濟發展存在正向關係，可能是民主促進發展，也可能是發展促進民主，更可能是雙向的因果循環關係，即便應用在專制的中國，也有專家認為經濟發展已經為社會帶來更多民主動能，一旦北京治理能力發生問題，社會力量將會衝破共產黨的專制。許多人認為新加坡是個民主國家，但無論從國際間對政治制度、人權表現、或媒體自由的評比來看，新加坡均被視為不自由的國家。若認同新加坡為「非民主國家」（non-democracy），則為何新加坡可享有亮眼的經濟表現與人民的愛戴與支持就值得玩味了。
然而，對公共行政學者來說，民主與治理能力未必呈現正向關係，越民主的國家未必能實現績效更高的治理能力，原因在於民主國家過於頻繁的選舉制度，常讓公部門的經理人不願意承擔責任，不願意投入創新經營的行列，擔心在當朝過多的表現，會在下個代表政黨或派系的政務官主政下受到排擠，影響升遷。因此大批文官在選舉頻繁的民主制度當中，在心態上存有政治不安定感，特別是在某些民主國家當中，升遷不是靠績效，靠的更是家族的或政治的人際關係。
在新加坡的公部門制度中，政府把文官當成私人企業的經理人，升遷與薪資制度在乎的是能力與表現，績效好的高階文官可以領到相當於私部門高階主管的薪資福利。重績效的治理原則除了能吸引社會菁英加入公布門外，也能夠有效抑制貪污行為的發生。因此，新加坡雖然不民主，但是政府的卓越績效促使公民繼續用選票支持這不自由的政權。
被調校過的壓迫管理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Cherian George教授認為新加坡政府的治理方式是一種「調校式的壓迫」（Calibrated Coercion），為了要讓PAP能長久執政下去，他們不能像到處流竄的山賊，在根據地肆意壓迫洗劫一空後離去，而必須像黑手黨家族經營勢力範圍一樣，除了用高壓手段之外，也必須滿足人民的需求，造橋開路，設立醫院蓋學校，提供各式各樣的公共財，才能讓人民在被高壓統治之際，依舊願意支持「非自由」的秩序。在這種治理模式下，權威者勢必要將部分民眾需求納入決策考量，並適度地做出讓步。
在George的分析中，新加坡政府對於媒體與網路的管理是最好的證據。在1970年代初期，PAP對媒體採取殺雞儆猴式的壓迫管理，衝擊了不只是國內的媒體自由，更以專制手段嚇跑外資。為了扭轉負面形象，到了1970年代中期，新加坡制訂出新的法規，排除媒體被一人或一黨掌控的態勢，建立起媒體雖有政府得以掌控之實，但卻沒有太多政府影子的印象。媒體管理者雖然未受到來自政府過度的關切，但是已經建立起默契，默默地配合政府的政策，不至於對新加坡PAP的一黨專政結構帶來太大的挑戰。
在2010年3月，新加坡政府再度調整了高壓統治的內容，其中允許政黨與候選人使用網路多媒體與社群網站，此案在國會中以74比1通過。此種作法與中國持續加強過濾網站的方式不同，新加坡選擇漸漸開放網路媒體，而在2011年大選後也依舊握有絕對政治掌控權。此外，領導人似乎也認同2011大選為大挫敗，使得總理李顯龍低調地為前朝政府的疏失道歉，吸納新血進入內閣，並提出向年輕人看齊的訴求。姑且不論訴求的成果，但看得出新加坡「不自由民主」的壓迫治理正在重新找尋與政府治理績效的平衡。
小結：重挫還是轉機？
在談完新加坡的政治與治理方式後，必須要強調的是，這種壓迫統治下的結果，除了亮眼的績效外，也為國家帶來不少社會問題，例如貧富差距的擴大、人才外流、政治與社會環境封閉等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是導致PAP聲望下跌的主因。有人認為PAP無法用高壓統治面對這些問題，這次的選舉是亞洲的另一朵茉莉花，隨後將有更多茉莉花的種子萌芽。但或許問題不在政治制度本身，而在於PAP執政團隊能否再將制度調整回均衡點，用人民能夠接受的治理方式，持續實現新加坡政府高度的治理績效，讓選民甘願用部分自由換取政治與經濟的穩定，畢竟有許多新加坡人認定自己的確是生活在一個民主的國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