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3月11日的日本時間下午2點46分，在日本東北地方發生了9級強震，強震也引發高達10公尺的「重大海嘯」。地震與海嘯更導致福島核電廠一至三號反應爐接連爆炸，引發嚴重的「核子外洩」危機。日本政府剛開始對核災的預估相當保守，與世界各國的評估有一段差距，然而一個月後，日本依舊無法有效抑制輻射外洩的問題，在4月12日，日本官方已將核災由原本聲明的「4級」升高為最嚴重的「7級」，前者的規模僅會對地方範圍帶來輕微的安全影響，不需要強力對抗；然而後者的規模將對生物帶來嚴重的輻射污染影響，需要政府擴大抑制擴散的對策。在此之前，「車諾比事件」是史上唯一的一次7級核災。9級強震、10米海嘯加上7級核災皆是日本災難記錄史上最大的一次。
日本擁有對抗九級強震的能力，但卻未能對10米海嘯作足準備，導致災區的基礎設施遭到大水吞沒，成為帶來破萬人民死亡悲劇的元凶。海嘯之後的核災，雖然輻射外洩尚未直接帶來傷亡，卻對日本民眾對輻射污染的恐懼帶來心理層面上的衝擊。在輻射外洩核災規模持續擴大時，周邊國家開始擔心輻射將悄悄地跨越國境，引發國際間的環境問題。許多依賴核能作為電力的國家內部紛紛爆發反核運動，歐洲的綠黨從核災中獲得政治動能，台灣的反對黨與反核團體也再度提出反核訴求，試圖將此議題帶入明年大選政見中。
核災也對國際經濟帶來影響，許多經營核能相關產業的公司股價應聲下跌，讓「可再生資源」（例如太陽能）產業成為國際投資的寵兒，日本東北工廠也因為受創慘重，無法供應重要零件，許多日本產品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將缺貨，也讓消費者近期紛紛搶進日貨。核災也讓日本商品與食品難以出口，影響日本的經濟成長，日本作為旅遊勝地的品牌也將在核災陰影未退散前，難以重振。最後，核災也導致油價進一步上漲，在茉莉花革命浪潮導致國際市場因為擔心原油供給不足的預期心理而上升時，國際反核聲浪更進一步推升油價，當核電廠人人喊打時，替代核能的發電方式將成為各國能源政策的重心，其中燃燒石油的發電方式成為方案之一，讓石油在市場上更顯搶手。
除了國家之外，與能源相關的國際組織亦成為核災中被檢討的對象。「和平使用核能」的概念受到挑戰，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也被批評僅能提供安全規範的建議，卻不能強迫會員國遵守，對核能的使用過於鬆弛。更重要的是，IAEA無法取得各國政府關於核能的完整資訊，導致在日本核災後，國際社會無法得知可靠的資訊，並藉此做出及時與正確決策。
災難雖然無情，但卻是喚起公共議題討論最棒的催化劑，唯有當人類歷經重大災難後，才能夠認真檢討錯誤，把握這稍縱即逝的聚焦時刻。在這種觀點下，日本核災帶來的政治經濟影響不限於日本境內，更擴展到周邊國家與世界各地。關於日本國內的核災觀點可參考本期其他專家的文章，本文將著重於探討國際社會對重大災難的觀點，以及日本核災對國際政治經濟所帶來的影響。
核災是尾端風險還是正常災難
對於核災發生的觀點大致有兩種看法，第一種看法認為此種災難是一種「尾端風險」（Tail Risk）。若用統計學最基本的「標準常態分配」（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來計算風險的話，核災發生的可能性落於三個標準差之外。雖然在統計學的意義上來看，這種風險發生的機會微乎其微，但是依舊有發生的可能性，且若發生的話，傷害十分重大。此次的核災屬於尾端風險的探討範疇中，在核能發電遍佈於世界各地時，輻射外洩事件相當罕見，因此為了國家發電所需，各國政府選擇面對尾端風險，例如日本與台灣，即便有多座發電場座落於地震帶之上，依舊選擇繼續興建核電廠。
與尾端風險概念不同的第二種看法將核災這類災難視為「正常的意外」（Normal Accident）。研究組織理論的學者查爾斯．培羅（Charles Perrow）認為，在極度複雜的組織聯繫中，其中一個環節出了問題，不至於造成重要意外，只有當許多環節同時發生問題，才可能在互動關連中共同導致重大意外的發生。「正常」在此指涉的是在複雜的組織中，「多個相關環節同時出錯」發生的情況是複雜組織中的特性之一，只是人們常忽略這種複雜組織中的特性。在日本核災中，地震震壞電力網，導致冷卻系統失效；巨大海嘯輕易跨越福島核電場周邊過低的堤防，導致備用電力系統失效；過熱的核電廠導致瓦斯外洩，並損失冷卻水源；前者因素導致了氫氣爆炸，炸開了福島核一廠的屋頂，也讓輻射洩出電廠。以培羅的觀點來看，核災爆發之因在於數個相互關連的問題同時爆發，若其中之一受到控制，七級核災或可避免。
在世界資源有限環境下，核能乾淨且廉價的特性，成為各國用來支持經濟成長的良方，因此政府願意承擔核能的「尾端風險」；反觀反核的一派不願承擔此風險，並認為核電廠存在許多小問題，一旦小問題們同時發生，將會在相互作用中引爆更大的危機，這是「正常的意外」。
周邊國家對核災的回應
在日本發生地震與海嘯之後，周邊國家紛紛出錢出力，在各地募款，並派出救難隊深入日本境內救災。這種天然災害常在東北亞出沒，且影響層面僅限於震央周邊地區，難以擴大成為國際事件，各國亦樂於對受災的鄰國伸出援手。然而，當災害擴展至核災後，輻射污染的飄散與日本排放輻射水至海洋的作法，造成周邊國家的困擾，恐破壞國家之間的信任。
在距離最近的朝鮮半島上，南韓強烈反對東京電力株式會社將濃度超標一百倍的11,500噸高輻射污染水排放入海洋，表示此舉已經違反國際法。北韓透過官方《勞動新聞》，負面報導了日本核子外洩問題，認為事件日益惡化，讓國際社會嚴重擔憂。
在中國方面，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於4月8日回答記者關於日方排放核廢水的問題時，表示「中方正在密切關注事態發展⋯要求日方及時、全面、準確地向中方通報有關資訊⋯希望日方按照國際法行事，保護海洋環境」；總理溫家寶在4月12日與日本首相菅直人通電話時，也對於輻射污染水問題嚴正關切。
俄羅斯副總理伊凡諾夫（Sergei Ivanov）也對污染水問題關切，並對日本封閉輻射污染事件感到不滿。在台灣方面，政府並未對日本輻射污染有所批判或要求，反而民間開始強烈質疑政府的核能政策，並爆發反核運動。
日本核災的國際政治經濟影響
日本複合式災難除了影響周邊地區，亦對全球的政治與經濟情勢帶來影響。在政治層面的影響方面，最明顯現象即在提升國際的「反核運動」勢力。德國政府原本計畫在2022年將停止所有核電廠的運作，但是德國現任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於2010年決議延後這項計畫將延後十二年執行完畢。此舉造成國內大規模的示威遊行，藉由日本核災的議題發酵，大約有二十五萬名德國民眾參與3月26日的反核遊行，並高舉「關注福島」（heed Fukushima）的旗幟反核。面對日本核災與大規模示威，加上地方選舉即將到來，梅克爾擱置了延後廢核的計畫，並暫時停止7座最老舊核電廠的運作，梅克爾與幾名擁核的政治人物也一夕之間改變擁護核能發電的觀點。即便如此，反核的綠黨依舊在地方選舉中獲得更多支持，其中在3月27日的西南部巴登符騰堡邦（Baden-Wurttemberg）選舉中，綠黨擊敗了執政近60年的基督教民主黨（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除了對選舉的影響之外，日本核災也提供使用核能發電國家中的反核勢力動能，逼迫政府重新檢討能源政策的方向，並針對既有的核電廠進行更縝密的檢驗，確保日本核災不再重演，例如全世界核能發電佔國家整體發電比例最高的法國，其政府下令部會進行公開透明的檢驗，並針對各種天災對核能發電的影響進行評估；加拿大民眾對於多倫多（Toronto）東部的核電廠輕微的漏水事件提高警覺，要求政府對此事件小題大作。世界各國政府開始重視核能安全。
對於國際經濟方面的影響可由國際社會對日本金融市場的混亂以及對油價的影響看出。在地震發生後，日經指數由3月11日的10,254點，下跌到15日的8,605點，四天下跌幅度達到16%。在國際社會預期日本壽險公司將因天災必須被迫變賣資產變現賠償時，日圓反而變得搶手，由11日的82.22兌換1美元，升值到歷史新高的76.25兌換1美元，直到G7（Group of Seven）國家央行干預釋出日圓之後，才讓日圓再度貶值至目前的84元兌換1美元左右，貶值的日圓也讓部分投資人對日本股市重拾信心，日經指數遂回復到4月中的9,600點上下。當日本企業因災難無事生產、無電可用時，將導致全球受日本產業影響重大的股市同時下跌，且預料龐大的日本資金將撤回從事災後重建，讓國際上金融流動減少，進一步影響全球股匯市。在油價方面，災後幾天呈現下跌的幅度，國際原油從11日的每桶101美金，至16日跌破每桶98美金，分析認為油價下跌的原因來自於受創的日本產業將無法運作，將造成全球對原油需求量的下跌；然而，長期而言，國際社會開始意識到核能的毀滅性時，將讓「核能以外」的發電方式變得熱門，而導致對石油、天然氣或可再生能源需求的增加，這股力量提升世界對原油的需求，進一步推升油價，至4月8日，油價回溫，上漲至超過每桶112美元。
除了政治經濟影響之外，日本核災也引發對於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的討論。有學者批評IAEA毫無規範各國使用核能的能力，例如南加州大學的梅什卡迪（Najmedin Meshkati）教授認為：「我們需要一個更強大的IAEA⋯現在的IAEA不僅缺乏對於核能安全的整體研究計畫，也沒有足夠的資源改善核安。」IAEA在輻射外洩後無法進出災區，讓外界僅能透過日本政府發佈的資訊瞭解情況，然而，日本公布的資訊與其他國家相去甚遠，也造成國際社會只能從紛亂的資訊中，試圖釐清核災的強度與實況。由此觀之，身為聯合國處理世界核能議題的國際組織，並無實權與資源介入民用核能事務，但若為了要有效監控世界核能從開採到最終用途的供應鏈，IAEA需要更多的資源與干預的權力。例如在3月30日，IAEA宣布在離福島核電廠大約四十公里處飯館村（Iitate）的土壤，被測出的輻射值高於撤離標準的兩倍，卻不在日本政府的撤離範圍中；日本官員質疑IAEA的測量有瑕疵，而IAEA也表示日本政府能夠自行決定撤出災區的政策。顯而易見的是，究竟國際組織與國家之間對於核能安全的權責區分並不清楚，但現實是，國際組織需要國家讓渡部分主權才能運作，而國家需要國際組織幫忙協調世界資源才能有效對抗重大天災，日本的核災也喚起了世人檢討IAEA對於核安所需要扮演的角色。
對日本核災的後續觀察與建議
日本的福島電廠核災帶動了世界反核的聲浪，值得觀察的是這股力量將影響依賴核能發電國家的能源政策；各國政府在短期內將更不願意承擔核能的「尾端風險」，然而在廉價的核能替代方案尚未出現時，長期而言，核能仍將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可再生性資源與核能發電的相對使用比率可能將更為接近；另外，在短期內，日本與國際股匯市和油價也都將因這場災難受到衝擊；最後，涉及國際核能議題的國際組織也將被賦予新的期待，與世界各國共同研究核能的角色以及強化核安之道。
分析日本核災的國際影響能夠為台灣帶來借鏡。第一，台灣的核電廠與福島核電廠同樣位於地震帶，後者遇到的狀況在將來也可能在台灣發生。台灣政府必須記取教訓，提升核電廠發電與備用電力系統的安全，提高阻擋海水的堤防，強化反應爐周邊建物的安全係數，強化核電廠各組織的防震能力。然而，一旦悲劇發生，更要有能力偵測出正確的輻射係數，根據國際標準適時讓人民撤出災區，並有能夠容納龐大災民的場所。
第二，一旦災難發生，受外資影響甚劇的台灣金融市場，恐在第一時間受到衝擊，政府部門必須擁有面臨維持股匯市穩定的能力，並協同國際社會共同維持台灣金融市場的穩定，若波動過於劇烈，將嚴重影響重建工程的進度；另外，保險公司是否能夠承擔大規模的社會損失是不可忽視的議題。
第三，台灣需要持續積極地尋求參與國際組織的機會，一個國家難以獨自面對重大天災的挑戰，而需要國際社會挹注技術與資源，方能幫助受創國家將災禍盡可能降至最低。在台灣身為核能大國且擁有先進的技術之下，必須更積極地參與國際核能相關組織的活動。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