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當智利政府救出了33名因礦坑坍塌而受困的礦工後，智利的救災與動員能力讓世界各國吃驚與感動，救災進度一再超前，礦工在逃出將近70天的地底生活而重見天日時，全球竟還能目睹維持地相當健康的身心狀態，智利對於災難的處理，讓其他救災不利的政府感到羞愧。
智利常發生國際重大災難，尤其是強烈地震。2010年的2月27日，智利發生了歷時90秒，芮氏規模8.8的超級大強震，這在開始記錄地震的歷史資料中，排名第7位，造成了約500人的死亡。在這個地震一個多月前的1月12日，海地同樣也發生大地震，規模達到7級，這個地震同樣有一個地震史上的「第7」，這個「第7」是死亡人數的第7位，人數超過了22萬人。這兩個地震發生的周邊大約都居住了100萬人，為何地震威力小500倍的地震，卻造成了約440倍的死亡人數？
政治學家常用政權的屬性來解釋各種現象與事件，例如相較於獨裁政權，民主政權被認為更能帶動經濟發展、創造和平、吸引外資、促進貿易、重視人權等，以這種角度觀之，政治學者開始用政權屬性來解釋災難受害規模。以海地與智利地震來看，紐約大學的教授Alastair Smith和Alejandro Quiroz Flores認為，民主制度是造成海地、智利受創程度巨大差異的重要因素。他們認為在民主的智利，政府對於處理災難的回應相當快速，反觀海地政府卻不知所措，政府並不關心受災戶的死活，無法在短時間內提出後續的救難、重建計畫，甚至海地官員被指控私吞來自國際的援助物資，還傳出官員以援救物資交換災民性交易的腐敗作為。
政權的性質凸顯了政府救災品質與效率的差異。在民主國家中，領導人政治權力的來源為選民，迎合民眾的偏好是獲得權力最直接的方式。在救災中，政府從事前前的防範（例如在建築法規中制定高防震標準）、災難發生的處置、到後續重建的過程中，若能回應地越快、協調物資能力越強、越關心災民處境、越積極處理後續賠償或補助，則越能夠迎合選民，越能確保政權延續的基礎。
反觀，在獨裁國家中，政治權力的來源為一黨專政的政黨、軍事政權、皇室、家族、或政治親信，若是這些人發生了災難，獨裁政府應會積極作為，以迎合這一小撮的權力基礎。但災難通常是大規模的，涉及到的是一般民眾，當這些人無法決定獨裁者的去留時，掌權者就不會對於災難的預防與救助有積極的作為。
有許多人認為總統Sebastián Piñera是這次智利礦災中最大的政治獲利者，他親上火線，在全員救出後封蓋的畫面感動了無數世人，尤其是智利的選民。不管政府的優質表現是出於對人類生命的熱愛，或出於政治的選舉考量，民主制度的確更能制約掌權者積極地處理災難，而民主政治的產業在這裡的含意，即為各政黨競爭選票的行業，進而刺激政府盡可能滿足民眾的期待。
災難中的人民會高度期待政府的表現，而政府也高度期待在具有高曝光度性質的災難中，能夠獲得豐碩的政治成果，甚至一舉扭轉政治劣勢。但高曝光度是一刀兩刃，尤其在民主國家中，媒體能夠立即捧救災優質的政府上天，也能瞬間將救災低能的政府打入地獄。
想想在造成一千八百多人死亡的美國Katrina颶風災難中，布希政府在受到來自民間、國會、媒體用顯微鏡式的檢驗下，雖然儘速恢復災區的生活，卻依舊遭到嚴厲批評；再看看2008年熱帶氣旋納吉斯（Cyclone Nargis）肆虐下，造成了十三萬八千多人死亡的緬甸，獨裁軍事政府依舊活的好好的，即便其救災能力如此低能與無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