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由於伊朗政府積極發展核子設施，使得西方國家深感威脅。他們擔心在阿曼尼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的領導下，伊朗最終會研發出核子武器，造成國際安全的威脅。美國政府多次希望能夠透過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決議制裁伊朗，但是卻始終無法達成，讓伊朗總統不削地在伊朗新年三月二十日當天向他的國民說：「伊朗現在所在的高度是邪惡之手無法碰觸到的」，這番話即表示伊朗民眾不用擔心國際上制裁的問題。
阿曼尼內賈德的自信，讓我聯想到1982年阿根廷軍事政權領袖卡斯特利（Leopoldo Galtieri）攻佔福克蘭群島時的氣魄。當時英國在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領導下，堅持宣稱握有福克蘭群島的主權。在阿根廷發動第一波攻勢踏上群島後，英國開始號召歐洲各國，希望透過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對阿根廷施展經濟制裁，逼迫阿根廷退出福克蘭群島。當時的卡斯特利跟現在的阿曼尼內賈德一樣，認為聯合制裁會在歐洲各國本身利益無法協調的情況下失敗。在當時，歐洲國家相當需要來自阿根廷的皮革原料；再者阿根廷若被經濟制裁，恐怕再度引爆金融危機，而拒絕償還國際債務。但最後EEC成員國竟意外地共同對阿根廷展開經濟制裁。
為什麼有國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鐵則下，會去支持經濟制裁這種傷害與被制裁國貿易利益的政策呢？美國研究國際制裁的專家Lisa Martin教授在1992年春季號的《國際安全》中發表的「Institution and Cooperation: Sanctions during the Falkland Islands Conflict」論文中談到，EEC的制度性功能讓共同制裁成為可能。EEC的存在讓歐洲各國能夠知道彼此對制裁政策的態度，才不至於到最後因為有成員背叛制裁阿根廷的政策，讓制裁失掉部分效果而導致失敗。參與制裁國家數量與制裁成功率的提升，是吸引國家願意加入制裁的重要條件。
此外，EEC也提供了一個能夠將不同議題連結起來的機制，這個概念就是國際關係學界所說的Issue-Linkage，透過在其他議題中進行利益交換，而取得本國想要的共同政策。在EEC共同制裁阿根廷的例子中，由於EEC成員國的預算有相當大的一部份是用來貼補成員國在自由貿易下的農業部門，英國因為農業占全國產值的比重低於其他國家，而認為自己繳了過多的錢，因此希望EEC將部分費用退還給英國政府。在歐洲國家相當反對英國的要求，且對於制裁阿根廷開始出現猶豫甚至反對聲浪時，他們成功地利用繼續支持對阿根廷經濟制裁的共同政策，換取英國在退費方面的讓步，最後英國獲得比逾期更低的補償，但卻換到EEC成員國在經濟制裁政策上的讓步，才得以扭轉制裁政策已經搖搖欲墜的態勢。
由此案例可以發現安理會對伊朗制裁的困境。首先，美國與中國存在相當大的利益衝突，當伊朗排不進美國石油進口國的前十名時，它卻是中國能源進口國的前五名，在利益上華府與北京的差異度，就比當初EEC內的歐洲各國更大。第二，聯合國安理會雖然可以透過決議案，共同制裁伊朗，讓各國在資訊透明且知道彼此的動向下，願意配合，但卻沒有像1982年案例一樣擁有國家屬性相近的多國支持，更沒有擁有議題連結功能的機制。主導制裁伊朗的美國沒有能夠吸引中國讓步的利益可以運用，反而在抬面上，中國可以透過在人民幣匯率與美中貿易逆差上的籌碼，迫使美國降低對伊朗制裁的高度與廣度。
由此觀之，制裁伊朗的無力並非如伊朗總統所言來自於伊朗的「強大」，而是源於國際社會協調能力的「虛弱」。若要逼迫伊朗就範，美國需要在一個主導權更強、籌碼更多的國際組織中尋求集體制裁，否則美國希望的制裁將難以露出牙齒，去抑制伊朗發展核子設施的行為。但問題是這樣的國際組織目前存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