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13至25日在卡達首府杜哈（Doha）正進行一場保護大西洋黑鮪魚的國際會議，對於歐美國家以及國際保育團體來說，這是一場保護大西洋與地中海黑鮪魚的戰役，但對於高度依賴大西洋黑鮪魚進口，以滿足國內生魚片飲食文化的日本來說，這是場災難。
在杜哈的這場會議中，CITES（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簡稱華盛頓公約，英文為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的會員將表決一項去年由成員國摩納哥所提出的議案，其內容提議將大西洋的黑鮪魚加入CITES的附錄保育名單中，因為CITES規定該名單中的物種只能夠在國內市場販售，但禁止對於物種進行國際交易。
簡單的說，若議案通過的話，除非日本逕自進入大西洋捕撈黑鮪魚，否則日本將不能從歐洲國家進口大西洋或地中海的黑鮪魚。這將對日本的漁業、消費者、甚至飲食文化，產生重大的衝擊，因為日本黑鮪魚的來源有將近一半來自大西洋，且90％進口的養殖黑鮪魚是來自於地中海。因此日本築地市場舉行了簽署反對該項議案的活動，他們認為降低國際黑鮪魚貿易即可，禁止交易的手段太過極端。
雖然此項議案要取得三分之二的會員通過才算數，但在歐洲與美國相繼支持這項議案之下，日本也認為此項議案通過的機會相當大。若最後真的通過，對於支持國際社會共同治理國際公共財的努力將是股助力，也能提供經驗給正努力於其他公共財合作領域的人員參考，例如氣候變遷、捕殺鯨魚、能源開採。
在國際社會中，對於全球公共財的治理始終沒辦法提高效率與執行率，當中有兩個重要的原因，第一個可以用所謂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理論推導出來的困境來解釋。這個問題強調的是在團體中的每個個人，在想要採取集體行動去完成一件任務時，他們會有誘因變成所謂的「搭順風車的人」（Free Rider），他們本身不願意付出心力，只會坐在那邊，讓資源更多或利益涉入更多的人去努力而坐享其成。
從個人的例子來看，雖然騎摩托車的人常會遇到路面的坑洞，但通常真正會去申訴、解決問題的人不是一個月偶爾碰到幾次的騎士，而會是家裡或商店位在坑洞邊的住戶，雖然機車騎士也是受惠者，但受惠原因不是來自本身的努力，而是來自於因坑洞而受害的住戶的努力，騎士其實是不勞而獲的一群。用國家在全球合作中的角度來看，氣候邊遷是個很好的例子，在200多個國家中，對於全球暖化後果感受度低的小國想要不勞而獲，而將暖化的問題丟給大國或瀕臨淹沒的國家去處理，自己選擇搭大國的順風車，因此國家之間難以共同合作對氣候這個國際公共財做最有效的治理。
另一個治理國際公共財的挑戰是如何在沒有超越國家權威的國際體系之下，去有效地約束國家在面對公共財問題上的作為，「國際捕鯨委員會」（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ion, IWC）的困境是個很好的例子。IWC是根據「國際補鯨規範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Regulation of Whaling, ICRW）所成立的，其目的在對世界鯨魚的數量提供合理的保護，並讓補鯨業有秩序地發展。但是立意相當好的IWC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缺乏制度面的機制去蒐集各方認同的獵捕鯨魚資訊與研究，並藉此約束締約國的補鯨行為。在IWC中並沒有明確的條約可以限制成員國的行為；國家能夠輕易地退出IWC，並宣稱不再受其限制；任何國家也可以選擇退出IWC中的規定；另外，IWC也沒有任何懲罰機制能夠處罰濫捕鯨魚的國家。在國家中，獵殺瀕臨絕種動物的個人會觸法，國家會制裁，但在國際社會中，國家濫捕鯨魚，除非國內的司法制度給予制裁，在國際上沒有一套機制可以藉此約束一國去遵守國際法規。
其實CITES（華盛頓公約）也遇到類似的困難，包括如何讓與大西洋黑鮪魚利益連結度較低的成員國願意投入資源，去推動這項對其影響不大的議案；如何降低日本對大西洋鮪魚議題的國際影響力；以及如何產生出有效的機制去限制鮪魚的國際交易行為。其中前兩個問題，在歐美勢力介入，以及在國際間形成的所謂「認識共同體」（Epistemic Community）不斷的宣導與滲透之下，似乎可以在杜哈舉辦的會議中看到成果，讓禁止交易大西洋黑鮪魚的議案通過。
但是，CITES目前依舊遇到無法有效率地抑制國家違反保育規章的行為，而有相當多的成員國甚至沒有在其國內通過並頒佈CITES中的保育辦法。這是CITES未來的挑戰，也是未來治理國際公共財的困難。即便有明確的約束機制，尚需要有能夠執行法律的超國家權威機構，且各國要能同意接受國際機制的發落，願意承擔違法的成本，才能讓國際公約真正起到約束成員國行為的效果。
當今國際社會的體制尚無法說服國家將主權讓渡給國際權威機構，但是國際社會已慢慢感受到有效率且永續的治理國際公共財的需要（氣候、能源、海洋），並認知到更進一步的合作與主權的讓渡是必要的。在杜哈的保育會議中，或許可以看到各國比以往更堅定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