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聯合國都會發表「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北歐的冰島總是名列前茅，不論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表現均十分亮眼，既富又美。因此，當今年三月冰島以93.20％的支持度公投決定，反對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償還英國與荷蘭幫冰島代墊的債務時，引起了國際社會強烈騷動和關注。
接在冰島之後，希臘政府也爆發了債務危機，西班牙、義大利距離危機引爆也相去不遠。金融史教授Niall Ferguson更在二月十號的金融時報中預言，這股債務危機潮遲早會燒到英國與美國。
先進國家為什麼集體爆發經濟危機？這些經驗能夠帶來什麼啟示？
其實，危機的根源就在於政府「不負責任的財政政策」。冰島自從2001年開始對金融交易鬆綁之後，一直無法有效抑制銀行過度借貸，債務人在借錢容易的誘因下，過著自己其實負擔不起的優渥生活，而在銀行沒有維持足夠的銀根之下，一發生擠兌，銀行只好宣布破產。
希臘則是在財務不透明，難以監督政府的財政政策之下，執政者不顧國家收支平衡，大量舉債，直到去年十月勝選的新政府接手後，才揭發國家預算赤字超過預期三倍的弊端，希臘政府因此失去償債能力。這些危機都是因為財政紀律鬆散所導致。
民主制度雖然吸引人，卻也提供政府揮霍的誘因。政治人物為了選票，多半選擇大量建設的方式，希望以亮眼政績獲取選票，若國家在步入民主之路中，缺乏有效的制度約束公部門，政治人物很容易走上為了追求經濟成長，而揮霍國庫的歹路。在許多民主國家都跌了一跤的現在，各國必須回頭思索財政制度的改革之道。
在許多國家的經驗中，巴西十五年來的表現值得借鏡，在金融風暴中，不但沒有受重傷，反而逆勢成長。1994年卡多索上台時，面對的是長年高通貨膨脹率，在他的回憶錄《巴西，如斯壯麗》中提到，巴西從1968年至1993年累積的通貨膨脹率高達百分之一兆八千多億，也就是說原本價值一元的東西，在25年後需要180億才買的起。當時巴西的改革重心就在於建立制度，修正過去政府毫無責任感的財政政策。在高通膨的那些日子裡，政府花的錢遠比賺到的多太多，必須靠大量舉債以維持支出，當因此造成通貨膨脹時，政府不僅不加節制，反而印更多鈔票滿足社會需求，結果讓巴西的貨幣成了廢紙。
2010年2月號評論當今世局的《Current History》期刊中，學者將巴西後來改革的成果，歸因於卡多索任內打下的「國家責任基礎」。在面對巴西最根深柢固的政治文化與經濟問題時，他制定的政策既受民眾懷疑，又被既得利益者痛恨，其中包括大量削減公共支出，堅持使用新貨幣並緊盯美元的價值，希望挽回國內外對巴西貨幣的信心。他努力讓國會通過了「財政責任法」（Fiscal Responsibility Law），規定各級政府人事費用所占的預算比例與舉債上限，也規定政府的財務報告必須定期發布，違法的公務員將受刑事懲罰。當地方政府以破產威脅時，也堅持不再下「印鈔票」的藥方。姑且不論政策成效如何，一連串改革讓原本毫無財政紀律的國家，開始有法治依據和方法去對付腐敗行為，大大改善巴西在國際中財政責任的形象。
在高盛（Goldman Sachs）於2001年提出「金磚四國」的概念時，巴西似乎是四國裡最不被看好的，但現在，俄羅斯因普丁時代任用親信的腐敗治國模式，喪失了生產效率，被著名的經濟學家Anders Aslund剔除於金磚四國之外；中國也因政治獨裁而飽受懷疑；印度則因貧窮人口數過多，難以看到明顯的全國性成長。巴西握有豐富的天然資源，若繼續堅持在經濟上的改革，配合政治民主化之後的正面影響，將吸引更多人相信這個市場的穩定與成長動力，願意投資巴西。
回到台灣來看，當地方政府首長在媒體上眼眶泛紅，泣訴發不出年終獎金時，或許民眾才會警覺到要善用民主制度，迫使國會立法維護財政紀律，並且落實到各級政府。當民眾不再被政治人物的建設支票所蒙蔽，政府才可能走上合理負責的施政之路。
巴西的成功絕非偶然，值得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絢爛無比的經濟數字，而應該是政府建立起國家財政責任感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