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聯合國發表「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時，北歐國家冰島總是盤踞在前幾名的位子，不論是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指數均名列前茅，它的富與美讓人覺得在前些日子中，高於90％的冰島公民公投決定不履行英國與荷蘭預先替他們償還的債務的不可思議。除了冰島之外，希臘政府也發生債務危機，西班牙、義大利也逼近發生債務危機的臨界點，金融史教授Niall Ferguson更在二月十號的金融時報中預言這股債務危機潮遲早會燒到英國與美國。
究竟這一波西方先進國家的經濟危機來源為何，能夠帶給其他國家什麼樣的啟示呢？這些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的根源在於「不負責任的財政政策」。冰島在2001年開始對金融交易鬆綁之後，並無法有效抑制銀行過渡借貸的行為，債務人在借貸容易的誘因下，過著高於自身能夠負荷的優渥生活，但銀行卻沒有足夠的資金流動，在2007年經濟學人就曾將冰島貨幣列為全世界被高估最嚴重的貨幣。希臘在先前財務狀況的不透明之下，政府不顧國家收支平衡而大量舉債，使得去年十月大選獲勝的社會主義政府接手政府後才揭發弊端讓世界知道，希臘政府的預算赤字超過原先預期的三倍，希臘政府因此失去償還債務的能力。
民主與經濟發展雖然有著高度正向的關係，但是民主制度也提供了政府揮霍的誘因。政治人物為了選票必須大量建設，才能政績吸引選民的支持，若是國家在步入民主開放的道路上，放任公部門的行為，則為了追求亮眼政績或亂開競選支票的政治人物不免地陷入任意揮霍的民主陷阱當中。許多民主國家都掉入這個陷阱之中，而現在被迫必須去思索對國家財政制度的改革，藉此約束好大喜功的浪費行為。
在許多建立財政責任感的國家之中，巴西這十五年來的表現值得各國借鏡，在陷金融風暴中，不但沒有受重傷，反而在風暴中逆勢成長。自從1994年巴西總統卡多索上台之後，巴西政府的重心就在於建立起制度，去對抗過去不負責任的財政政策。在卡多索的回憶錄《巴西，如斯壯麗》之中他提到，據估計，巴西從1968年至1993年累積的通貨膨脹率高達百分之一兆八千多億，也就是說原本價值一塊的物品，在25年後需要180億元才買的起，在這些日子裡，巴西政府毫無財政責任，政府花的錢遠比賺到的多太多，因而必須靠大量舉債來維持。當舉債造成通貨膨脹上升，政府不僅不加節制，反而用印更多鈔票的方式來滿足社會的需求，結果讓巴西的貨幣變成廢紙。
在2010年2月號評論世界現況的《Current History》期刊之中，學者將巴西近來改革的成功，歸因於卡多索任內所打下的「國家責任基礎」。在面對巴西最根深蒂固的經濟問題時，當時的卡多索制定出深受民眾懷疑且既得利益者痛恨的政策，包括大量削減公共支出，並堅持使用外界不看好的新貨幣，緊盯美元的價值，希望挽回民眾對如同廢止般貨幣的信心。卡多索努力讓國會通過「財政責任法」（Fiscal Responsibility Law），當中規定各級政府人事費用所佔的預算比例與舉債上限，也規定政府的財務報告必須每四個月發佈一次，違法的公務員將受刑事懲罰。不論這些政策的執行率，這些改革讓原本毫無財政紀律的國家開始建立起制度約束腐敗的財務行為，慢慢建立起國家的金融責任。
民主的台灣也有同樣的問題，藍營抨擊蘇貞昌擔任台北縣長時的舉債數目，綠營也抨擊馬總統上台後為了在金融風暴中討好民眾的舉債行為，而各縣市政府首長也常在媒體中眼眶泛紅，泣訴發不出年終獎金的痛苦。人民可以善用民主制度的優勢，讓國家建立起能夠讓財政永續經營且公開透明的政策，去制約政府的財政行為，而不要再繼續相信政治人物口中的建設迷思。政府量力而為之的政績才是合理的。巴西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在過程中值得學習的不是絢爛無比的數字，而是豎立國家財政責任感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