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說「中國農民調查」這本禁書是我對中國瞭解的開始，深深影響我對中國政府的觀點時，我感受到這群老北京些許的無奈。在他們長期推動改革、批評政府的日子中，書中那些地方政府欺壓百姓的故事，早已不是新聞。他們看多了，只是陳桂棣與春桃這對夫妻透過記實文學的寫法，讓文字產生巨大的力量，使外國人吃驚地細讀中國地方政治的黑暗。國外用獎項鼓勵揭發黑幕的作者，但獎得的越多，就越接近被中國中宣部關進監牢的日子。上星期跑了北京幾間大書店，想收藏這本書，但就如同朋友說的，鐵定買不到。幸運的是，在2004年剛發售的時候，公司就已經買了兩本，讓我可以透過玻璃的書櫃感受這本書在當年所造成的旋風，當時我天真的以為這股民間上訪的力道，即將撼動中國的政治，但來北京一個月後，卻發覺到這只是場白日夢罷了。
上週日去了一個日本駐中國外交官的朋友家作客，他是我在美國的同學，一起上過中國政治改革的課程。原本以為我在北京短期租的房子應該算舒適了，但一進去他家中之後，才發現我的地盤實在遠不及他家的華麗舒適，偷偷詢問了租金，竟是我房租的十倍多。家中有超過四十吋的SONY液晶電視、全套IKEA的家具、Wii電玩、自動清洗馬桶等豪華設備，每天有專人進屋換發毛巾，光是一進那棟大樓，就感受到挑高格局與燦爛燈光相呼應下的氣派，管理員與保安的穿著不像街上十七、八歲當保安的小伙子那樣隨便，而是全身穿著整齊、莊嚴、素雅的行頭穩重專業地接待住戶。這棟大樓最高的幾層全由美國駐中國的外交官所包下，這是北京的另外一個世界。
斜躺在舒適的環境中瞥見了幾本關於中國政治的書籍，那些是過去一整年與這位日本戰友一起修課時研讀的材料，在當下突然有股罪惡感襲上心頭，這些書是在探討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後所帶來的問題，書的封面總是用表情猙獰的中國人亟欲衝破一道政治防線的情境，來象徵中國內部的問題，這些人的性質包括了「中國農民調查」中的主角。過去幾年聽到的、看到過的故事突然浮現於腦海之中，想著北京城中的貧富差距，有些人正享受著生活，確有另外一批把家產都變賣掉的上訪民眾正因為舉辦奧運之故，被強硬地趕出北京城外。
還記得在2004年中我從網路上得知「中國農民調查」這本書，便好奇地把整本書的內容列印下來，帶回軍營中打發服兵役無趣的時間。因為三一九槍擊事件的緣故，我所在的憲兵聯隊在總統府支援駐紮了幾個月，書的內容我是在總統府內某個夜晚的某的角落一口氣讀完的，為了躲避長官的巡察，我還得偷偷摸摸地閱讀，但這部報導文學的力道支撐著我度過一個戰戰兢兢的夜晚，讀畢後滿滿的感觸與氣憤，對於地方政府的惡勢力更是痛惡。放假時，我為這本書寫了一篇書評「中國大陸沈重的人口分母」，在幾個大的華文評論網站上皆刊登了出來，文中我痛批了中國發展造成的貧富不均，即便總體的經濟數字很亮眼，但是總體數字的除數（也就是分母）加入了這些生活在底層，需要靠上訪討回公道的民眾後，每個人所分到的資源僅剩下一點點，更何況在分配不均的現實下，弱勢的民眾分到的連一點點都不如。
來北京前，我就一直很想拜訪位在永定門地區所謂的「上訪村」走一趟，但朋友們叫我別傻了，那群人早就在奧運前就被撤光了。長年從各地方駐紮在北京的「上訪」部隊已經自成一個天地，其中有的在家鄉辭了工作、變賣家產，籌措上京告官的經費，這群弱勢民眾受到地方政府的壓榨與惡勢力的威脅，帶著村民的期待來到了北京，依循中國法律准許的「信訪條例」規定，遞交陳情狀，希望中央在瞭解地方官惡劣的行徑後，能夠施壓並懲罰那群貪官污吏。但大部分的狀況是在遞交完狀紙回家鄉後卻一點動靜都沒有，於是他們繼續上京遞交訴狀，反覆同樣的步驟。最後為了節省來往的成本，乾脆住在北京了，經費拮据的，就只好撿起破爛，勉強維生，回鄉也不見得找得到工作，在決定出發的那一刻，就幾乎宣告自己將走上一條「叫天，天不應」的不歸路。
中國政府是允許民眾上訪的，到首都陳情，讓實在無計可施的民眾還有一個最後的寄託，就是北京的最高權力機構，基層民眾相信領導人願意為民喉舌的意願。中國在七０年代末期實施經濟改革之後，雖然有亮眼的經濟成長率，但是許多的社會問題也隨之爆發，常見的像是地方政府為了地方發展強行徵地建設，卻並未依法給農民合理的補貼，那些農民應得的補償在各個政府單位間的行政程序中遭到吞噬，各單位都需要彼此的掩護，在疏通的過程中大家都獲得好處，農民想尋求地方政府主持公道無異是緣木求魚，他們只好越級告官，直接到省級單位或北京的中央政府尋求幫助。
上訪可以被視為中國民眾想要申冤成功的最後一個希望，也是中央與民眾改善關係的重要機制，雖然在「中國農民調查」書中見到了幾個成功的案例，但根據學者的研究報告指出上訪的成功率只有不到千分之二，所謂的成功是指上訪之後地方政府真的因中央的壓力而退讓的案例，同事們說，上訪的成功是需要天時、地利、人和加上運氣，才有成功的可能。中國的人口太多，地方的腐敗案例更是不計其數，在上訪的成功案例鼓舞下，有更多人投入這項挑戰，但中央根本沒有足夠的資源應付所有的陳情案件，經常是秘書看了後若認為無關緊要、沒有人命關天的迫切性的話，就直接將狀紙撕掉，當作沒這事情發生過，例如村級選舉不公的情事是屬於微不足道的案件，或許這與共產政權對「選舉」這兩個字感冒有關。
原本應該是與民眾站在同一陣線對抗地方腐敗的中央政府，卻開始對民眾的上訪感到厭倦，在二００五年實施的新「信訪條例」將整個機制緊縮，例如限制了上訪人數的規模至五人以下，並阻止未經過地方直接越級上訪的方式。原本應該幫助人民申冤的上訪機制，卻成為限制民眾揭發地方黑暗面的幫兇，若是地方政府能夠公平公正地打擊腐敗，民眾不需要上京告官。為了促進地方官的清廉，中央也設計若干制度試圖達到目的，例如將來自各地上訪的數量當作對地方政府考核的一環，也就是若來自A縣的上訪超過一定數量之後，該縣的官員想要升官是很難的。
雖然這套機制看似能夠制約地方腐敗的情形，但有一套潛規則漸漸地形成一種產業，長期研究上訪狀況的中國學者於建嶸對於「截訪」做了一番研究。所謂的「截訪」就是地方政府派人長期駐紮北京，專門攔截由該地方到北京上訪的當地民眾。由於到北京上訪會由相關單位登記下來，作為對一個地方官考核績效的參考指標，因此「截訪」成為地方掩蓋腐敗的方式，地方政府花費大筆成本租房供駐紮在北京的截訪官員吃住花用，此外，他們還有在「銷號」上的成本，所謂「銷號」就是消除上訪登記的編號，截訪官員的任務是買通負責登記或有影響力的人員，將來自該地的上訪登記註銷，減少因上訪過多而影響地方官的績效。根據於教授保守的估計，來自全國常駐北京的截訪大軍已經達到十萬名，因為這批截訪大軍所花費的成本已經成為一些地方的龐大負擔。政府剝削百姓應得的資源扒了他們第一層皮，花老百姓的錢去掩蓋本身的腐敗，是扒了兩層皮，這潛規則下的產業應已經發展到值得經濟學家深入研究的地步。
既然中央政府越來越不將上訪看成一回事，為何還要留著它，言不由衷地用來作為與人民維繫感情的說辭呢？其中的奧妙與謝淑麗（Susan Shirk）在「China: Fragile Superpower」（中國：一個脆弱的強權）書中的論述是一致的，亦即是北京政權需要維持這個制度來安撫無計可施的貧民百姓，若上訪機制不存在，狗急跳牆的人民只好揭竿起義，這個機制發展至今不過是用來穩定社會的一套裝飾品罷了，用來象徵著中央與人民的同心。歷史上中國的改朝換代常源於農民揭竿起義，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的陰影也一直糾纏著北京的高層領導。對於上訪者來說，奧運是個好契機，是個逼迫中央解決他們問題的時機，不願在外國人面前丟臉的民族性，勢必能壓迫中央妥協。許多外國記者來北京不只採訪體育，他們更想托這短期鬆綁新聞管制的奧運之福，深入民間採訪中國人的世界，上訪者絕對是他們關注的焦點之一，而上訪者也絕對願意向世界說出他們的血淚史，這段心照不宣的情節也讓他們注定遭受到被政府掃出北京城外的命運，這更證明了上訪僅是個用來穩定脆弱強權內部的工具罷了。可悲的是根據Kevin J. O'Brien 與Lianjiang Li在「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中國農村的合法抵抗）這本書中採訪上訪群眾的時候，這群人大都願意相信中央政府。我也曾在史丹佛大學戴慕珍（Jean Oi）教授的課堂上請教過來訪的於建嶸教授究竟上訪群眾是如何看待中央政府的，他告訴我他曾看過許多住在北京陋屋中的老上訪客，一邊掙扎著泣訴自己的故事，另一手卻握著胡錦濤的照片，在他們眼中，中央領導是僅存的救星。
在上訪機制本身虛弱的制衡力量和中央政府對上訪者不友善的態度下，北京的十萬截訪大軍更加大了上訪民眾的困難度。同事預測上訪將漸漸地式微，年輕一輩的人也不再相信這套制度所能造成的效果，我的心中不禁燃起疑問，那民眾該透過什麼管道抒發不滿呢？我問說上訪跟上街抗議是一樣的嗎？得到的回答是「當然不一樣」，若能夠有合法的管道集會遊行表達訴求，能夠有工會幫勞動階級爭取權益的話，民眾為何要將生命賭在吃力又不討好的上訪過程呢？上訪是在沒有合法、合理的管道能夠申冤的情況下，希望最高領導單位能夠介入，如果到最後連那低於千分之二的成功案例都消失了，那麼就人民只好走上街頭，而並非寧靜地、和平地住在北京採取非暴利的上訪手段。
在交鋒中，我想起了剛到北京時所發生轟動全中國的貴州甕安騷亂事件，一起死因離奇被懷疑遭官員吃案的女學生命案竟擦槍走火，成為甕安縣萬人火燒政府大樓的事件，這個爆點燃起了甕安縣民狗急跳牆的怒火，將一切對地方政府的不滿藉此機會宣洩。或許在他們心中，早已對上訪這條路死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