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0年代中國發現了黑龍江的大慶油田與山東的勝利油田，讓中國的石油生產快速成長，至1973年時，中國已經是個能源的淨出口國。當時西方的刊物正探討著中國將成為崛起的石油強權，不僅能夠將能源出口當作戰略武器，還可以用來彌補當初龐大的貿易赤字，70年代的石油危機，能讓中國帶來龐大的外匯。但是自從70年代末期的經濟改革以來，對於能源生產的成長率遠遠跟不上兩位數的持續經濟成長，二十年後的1993年，中國國內的石油生產已經無法滿足國內需求，而成為能源的淨進口國。1993年中國每天需自國際市場進口石油56,000桶石油，到了2006年，每日進口已經達到約340萬桶石油，據估計，中國在2010年的能源需求量之中，將有57%需仰賴進口，2025則會攀升至74%。
當一個國家急需仰賴國際能源市場的供應時，能源安全將成為政府的一大挑戰，政府可以制定政策鼓勵社會節約能源，以減少能源的消耗，或者尋找新的國內油田，或鼓勵國內石油公司到國外投資，以確保能源的取得。中國政府在面臨外來大量的能源時，傾向於鼓勵由政府持大部分股份的石油公司至海外投資，主要的內容大致包括「海外投資」、「建立跨國油管」、「石油外交」，在北京的支持下，中國三大石油公司積極地前往海外佈局，希望降低在供給面所面臨的干擾。
在海外投資方面，中國自 1992 年以來開始積極在開發中國家對資源與基礎建設的投資，其中以對蘇丹、委內瑞拉與伊朗的投資遭到西方社會抨擊。CNPC（中國石油天然氣石油公司）在非洲國家蘇丹自1996年開始進行投資，由於內戰與恐怖主義的威脅，西方石油公司紛紛離開蘇丹，剛好給中國進入投資的機會。中國在蘇丹的投資包括石油開發與基礎建設，總計約四百萬美金，成為蘇丹最大的投資國。此外，中國也蘇丹政府發展軍事工業，將許多軍事武器輸入蘇丹，這些投資也成為國際社會擔憂將加重蘇丹內亂與人權問題的嚴重性。在拉丁美洲，中國對委內瑞拉的興趣最高，委國左派總統 Hugo Chavez 與中國共產政權相當友好，邀請中國前往進行能源產地探勘新能源，Chavez 於2006年9月高姿態訪問中國，並承諾將對中國的石油出口由當時的16萬桶，於2009年提升至50萬桶，於2012年提升至一百萬桶。在中東，中國對伊朗的投資自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進行，2004年十月Sinopec（中國石油化工）與伊朗簽訂了一兆元的協定，讓中國在未來 能夠自伊朗進口2.5億的液化天然氣以及15萬桶的石油。中國在海外的能源投資多遵循這些模式，投資這些「資產石油」（Equity Oil） 也能夠用投資並控制石油產地相關資產的方式，保證在將來能夠獲取足夠的能源。
在尋求建立油管方面，中國希望透過建立油管以連接中國煉油廠與中亞和俄羅斯的原油產地。由於中國沒有強大的海軍確保航線的安全，因此透過油管傳送石油，可以規避油輪在海上遭到美國海軍與海盜的騷擾。此外，透過油管的傳輸，若其他國家想牽制中國的能源進口，必須透過中國的領土或油管通過的第三地，將引發嚴重國際衝突，而降低對油管企圖。因此，中國希望透過油管的傳輸規避掉國際政治中的干擾因素，而積極地尋求對油管的投資。在過程當中，中國與日本對於建立跨越中亞的油管競爭相當激烈，日本將中國急速上升的能源需求視為威脅，因而透過與中亞四國的合作協定提供經濟援助以獲取足夠的能源。中國與日本分別支持Angarsk-Daqing與Angarsk-Nakhodka的油管路線，除了個別國家的能源安全之外，更希望透過與俄羅斯的合作取得地緣政治的利益。
為了取得與各國順利取得能源合作，北京政府也投入相當多的資源進行石油外交，為石油公司的對外投資鋪路。掌握足夠的石油進口成為中國政府的重要目標，而對能源的渴求也直接影響了外交的走向。在北京支持與領導下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就是希望藉由區域多邊體制的建立，與中亞國家發展出和平、穩定的關係，從而獲得中亞尚未完全開發的豐富能源。中國也在2006年11月邀請48個非洲國家的領袖或代表到北京參加「中非經濟論壇」，與非洲領袖達成建立戰略伙伴關係的協定。外界認為北京的這項舉動是為了要藉由與非洲關係的升溫，而獲得能源的利益，分散能源進口的來源地。
在中國急需找尋能源進口來源的背景下，在2005年中期，CNOOC（中國海洋石油）前往美國競標，希望能併購美國加州的石油公司Unocal（Union Oil Company of California），在政府掌控的母公司資助之下，CNOOC得以握有大量資金，比 Chevron 出價高出十億美元左右，希望併購Unocal，這在美國引發激烈的反應，有一派認為能源擁有戰略意涵，擔心中國國營石油公司掌控美國能源公司將使美國利益受損；另一派認為，加強中美在跨國投資上的合作，將有助於中國走向法治化，並有利民主的發展，而兩國關係越緊密，則戰爭發生的可能性也會降低，因此希望政府能夠不要進行干預，讓CNOOC能夠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由市場機制決定併購案中的贏家。這兩派意見可以用悲觀的現實主義（Realism）與樂觀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觀點來說明，這也可以看出當今美國對中國外交政策的部分思維。
現實主義的觀點認為國際社會是處於無政府的狀態，在無法預測其他國家的行為之下，國家為了追求生存勢必會追求增強自己的實力，在這樣競爭權力的過程中，衝突是無法避免的，特別是「崛起中的強權」（Rising Power）會企圖做出擴張性的政策，希望在國際間確保市場、資源、交通路線的取得，以保護國內人民的安全與發展。因為希望本身的實力比其他國家堅強，因此他們在乎的是「相對利益」（Relative Gain）的取得，避免一切別人利益取得大於自己，即便本身也獲得利益，在這種觀點下，國際合作的空間相當狹隘。反觀自由主義的觀點認為，兩國間增加貿易往來與投資，將使得彼此互賴的關係加深，在彼此越來越需要對方時，衝突的發生機率將會降低，而促進和平。此外，由於貿易需要法庭、合約、能夠信賴的法治作為基礎，兩國間貿易的加深，將促使民主的發展，讓國家更開放。此外，與現實主義不同的是自由主義重視「絕對利益」（Absolute Gain）的取得，認為別人的獲得的利益不是自身的損失，以整個世界格局來看，所有絕對利益加總起來，世界整體將更進步繁榮。現實主義認為歷史在衝突的陰影下惡性循環，而自由主義確認為從長期來看，世界發展是朝向緩慢而進步的曲線邁進中。
這兩種不同的觀點在2005中期當CNOOC與Chevron展開併購案之戰時，引起相當大的辯論，這也是美國對崛起中國外交政策辯論的縮影。當中國的CNOOC在獲得國家掌握超過七成的母公司低利資助而試圖併購Unocal時，現實主義的觀點在國會發酵、藍軍在媒體中抨擊中國的海外擴張，Chevron也搭了現實主義觀點的便車，試圖用中國威脅影響政府的決策。他們認為美國與中國在許多面向皆存在著衝突，例如中國軍事擴張、武力威脅台灣、南中國海的主權、販賣武器給美國的敵人蘇丹與伊朗。中美關係在未來不可避免地將因這些潛在的糾紛而爆發衝突。基於這個基礎，他們認為一但衝突爆發，CNOOC取得的Unocal將成為中國一部份的力量，中國政府將以最大股東的身分，將CNOOC作為中國外交政策的延伸，阻止Unocal生產的能源輸入美國或國際市場，這將威脅美國的能源安全。此外，以相對利益的觀點出發，加上中國崛起時的海外擴張吻合現實主義的預測，他們擔心中國的海外擴張，將相對地減損美國的國力，中國每成功取得一地的資源，將是對美國能源安全的傷害。Michael Klare在Foreign Affairs期刊中認為在未來資源短缺的世界中，各國為了確保能源的來源無虞，將進行激烈的爭奪，現實主義認為中國這個崛起的強權，將進一切可能前往海外爭奪有限的能源，美國將來恐遭遇與中國的競爭的場景。
與現實主義不同的是，自由主義派希望透過貿易與投資促進經濟發展，以避免衝突的發生，因此若美國要避免跟中國的衝突，就應該促進中美更密切的經濟交流，幫助中國的經濟發展。他們也認為中國的崛起有益於和平，對美國來說，這不是是個威脅。此外，對他們而言，這是一個純粹以獲利為考量的交易，並非擁有政治考量，美國政府必須讓自由市場機制運作，不應該抵制中國公司。他們辯稱中國目前在許多國際協定中缺席，讓中國內部的會計、財務體系無法健全。美國應該透過鼓勵中國融入世界經貿體系，以改善虛弱的法治體制，讓CNOOC併購國際企業相促進這個目標，因為CNOOC將因此需要至入更多符合國際協定的規則，法治化將有助於民主的發展。自由主義派呼籲華盛頓不應該認為中國的能源需求是威脅，而是應該與中國進行合作，藉此帶領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制。在他們眼中，讓CNOOC 併購 Unocal是個讓中國進一步被迫置入國際協定的絕佳機會。
另外在科技革新方面，Edward Morse 認為在石油開採出現瓶頸時，透過外國資金的投資與技術的交流，可提升世界整體的能源供給，減緩對能源需求所造成的衝突，當代的能源政治經濟已經不是「零合遊戲」（Zero-sum Game），每個國家的利益加總起來，整個世界發展的曲線是上升的，因此應該讓 Unocal 接受 CNOOC 所提出更優渥的條件。此外，中國對開發中國家的投資應該被鼓勵，因為中國提供大量的資金，讓那些國家能夠產出更多的能源，提升世界能源市場的供應，而降低世界的能源安全。David Victor在National Interest期刊中用實際的數字證明美國政府不應該干預此項併購案，他認為中國在海外的投資僅有十分之一輸回國內，其他的部份皆投入國際市場，國際能源市場供給因此更充足，將減低未來國際能源衝突的可能。簡言之，自由主義認為CNOOC併購案以及中國對海外能源產業的投資，對於美國能源安全問題不會有影響，反而能夠提升世界市場的供給，還能促進中國往開放、民主的路邁進，並迫使中國制定並遵守國際間的協定與規範。
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在這項併購案延燒的過程中在媒體與學界引發相當多的辯論，一方希望政府阻止此項併購案，另一方希望政府不要介入干預。然而就結果來看，現實主義在這個併購案中發酵，其觀點在國會中發生了重要的影響。國會在與Chevron關係密切的加州參議員Richard Pombo率領下，在併購案決定之前通過許多法案試圖阻止併購案，其中在H.Res. 344. (Pombo) 中，他表達強烈的關切，認為中國國營石油公司對美國戰略基礎建設與能源產能的控制，將威脅美國的國基安全，這個法案獲得近400議員投下贊成票，僅有15個反對。另外，Energy Policy Act of 2005，在2005年正式成為法律，規定美國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將設法調查中國國營石油公司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並延遲併購案的審查時間，企圖以拖延戰術迫使CNOOC知難而退。Nancy Pelosi是另一個因為人權議題敵視中國的重要議員，他認為此項併購案違背了自由市場交際的價值，中國政府的干預讓併購案問題重重。
許多藍軍重要人物在併購案發生期間跳出來抨擊中國的擴張行為，並敦促政府必須站出來阻擋併購案的成功。除了上面提到的現任眾議院議長Nancy Pelosi之外，另一名藍軍重要成員華盛頓安全政策中心的主席（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 in Washington）Frank J. Gaffney Jr.在2005年中也發表多篇評論砰擊此項併購案，認為我們無疑地需要美國政府做出行動，避免中國再次擁有取得美國重要國家安全資產的機會。在國會擁有影響力的藍軍希望能夠出現制衡中國擴張性能源外交的政策，以確保的美國的國家安全，而對政策的需求，與國會、白宮新保守主義派與Chevron的目標一致。
相較於Clinton政府視中國為「戰略伙伴」（Strategic Partner），布希政府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Strategic Competitor）。這個概念符合藍軍的理念，他們擔憂中國軍事崛起，譴責共產政權的專制獨裁，兩方理念的接近讓藍軍所期望對中國強硬的政策在白宮發揮影響力。圍繞在布希政府身邊的新保守主義也視中國的海外能源策略將傷害美國，中國不僅想在東亞，甚至在整個世界發揮影響力。在國會與白宮現實主義的瀰漫，在加上CNOOC 在公關工作上面無法勝過Chevron雇用的遊說團體對政府的影響力，造成美國政府最終出面干預，讓CNOOC知難而退。在國會的強力干預之下，白宮雖然也擔憂中國取得Unocal將威脅美國能源安全，但是布希在不願得罪中國政府的環境中，選擇低調，僅順著國會的強硬手段，希望低調作風能夠降低與中國交惡的外交風險。CNOOC所聲稱併購案純粹以獲利為考量的說法，顯然因為與中國政府曖昧的關係，而讓現實主義所擔憂的中國威脅壓倒了自由主義的論點。
在中國外來需要大量能源的環境下，其海外擴張的投資野心讓華府擔心中國將是個符合現實主義預測的強權，在認為未來是無法預知的前提下，必須抑制中國的利益取得，以確保美國擁有足夠的物資。石油是個相當敏感的戰略物資，價格波動幅度驚人，在許多強權持續崛起之時，能源的需求量大增，但能源的開發速度似乎趕不上世界發展的速度。當今世上，人的日常生活若沒有石油，則許多物資將呈現匱乏的狀態，若此時發生衝突、甚至戰爭，則一國的國力將因為能源不足而大打折扣，這是華府所擔憂的情景。特別是當政府與石油公司關係曖昧時，更讓華府無法肯定自由主義的預測，因為他們質疑這並不是依照市場體制運作的併購案，而是政府大力資助主導的案子，若衝突發生，這些中國取得的能源真的能進入國際市場嗎？或是北京將獨佔囤積，影響世界能源市場的運作呢？由這個案子可以看出雖然美國希望與中國改善關係，但華府仍是中國為無法預測的崛起強權，若過渡信任，恐將損害美國的國家安全與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