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文寫於今年年初中國邀請非洲48個國家的領袖及代表參加中非論壇舉辦的「北京峰會暨第三屆部長級會議」之後）
中國在本世紀之初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中非經濟論壇」，與中亞、非洲這些開發中國家積極地對話，創造出各項實質的合作，一方面中國大陸著眼於開發中國家的天然資源，另一方面，中國想成為開發中國家的「霸權」，領導第三世界的勢力，與西方霸權相抗衡。第三世界的戰略地位與能源將成為二十一世紀世界各國覬覦的目標。去年年底中國邀請了非洲48個國家的領袖或代表參加中非論壇舉辦的「北京峰會暨第三屆部長級會議」，而美國似乎感受到國際政治天平的傾斜，隨後也宣布了美軍計畫在非洲建立美軍司令部，提升軍事等級，加強與非洲的合作。
在中國迅速地擴張與第三世界的影響力之時，有人不禁要問，中國是否會面臨著歷史上各帝國面臨「興衰」的教訓，亦即，中國是否會走上「帝國的過度延伸」（Imperial Overstretch）所導致的崩潰命運？此觀點的始祖耶魯大學歷史學家甘乃迪（Paul Kennedy）的邏輯在於，強權過渡地的擴張會產生龐大的額外經濟負擔，因此必須有強大的經濟實力支撐著。根據他的觀察，一五００年之後的帝國都面臨了軍事擴張所需的經濟需求遠超過帝國本身經濟能所能負荷的範圍，因而導致帝國的瓦解。
中國與甘乃迪探討的案例在本質上有相當大的差異，因此要用這樣的邏輯來論定中國的未來是不切實際的，但甘乃迪為世界各國上了一堂重要的課，亦即國家若過度開支而超過本身的負荷，將為其帶來嚴重的後果。紐約時報專欄作家Thomas Friedman在二月二日的專欄中提到，他相信「高油價」為蘇聯帶來未來榮景的幻象，是造成其滅亡的原因。
當石油危機讓油價狂飆時，身為當時全世界第二大石油霸權的蘇聯，因此獲得一筆龐大的財富，讓當時的布里茲聶夫政權花大把鈔票買通國內各種利益團體，維繫政權的穩定，蘇聯更大舉入侵阿富汗，消耗大量的石油財富。到了1980年代初期，油價下跌至穩定的水準後，蘇聯的經濟隨油價下跌而衰退，但在必須繼續維持先前開出的支票，以免政權遭到挑戰的因素之下，政府大量地對外舉債。當戈巴契夫上台想要改革經濟時，已經來不及，蘇聯不得不瓦解。
中國目前的挑戰比較類似當時的蘇聯。雖然中國耗費相當多的資源在軍備建設與外交活動上面，但中國本身亦瞭解，冷戰時以建立軍事權力為第一要務「現實主義」已經不是各國唯一的追求，當今國際社會已不再是用拳頭決定一切的環境，追求哈佛大學奈伊教授（Joseph Nye）所倡導的「軟權力」，往往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
Jamestown的評論「世界接受中國的軟性推銷嗎？」（China's Soft Sell: Is the World Buying?）中提到中國在經濟、文化、運動等層面上成功地讓中國擁有正面的國際形象，中國在「軟權力」的運用上面是成功且持續的。中國持續加溫的「軟權力」表現在積極拓展與第三世界的外交關係，這種權力不必過度擴張經濟政策，就能獲得國際影響力。中國政府不必花大錢，就能讓姚明、故宮的古物與價廉的勞工為中國創造出無形的國際吸引力。從中國2006年軍事白皮書中所提到「致力於與各國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與近來正面的國際交流活動來看，中國相當致力於獲得當代世界潮流中的權力要素，不僅不會過度擴張而導致崩潰，反而更增加其在國際上的價值與吸引力。
中國的危機在於內部問題。「中國即將崩潰」作者章家敦（Gordon Chang）認為中國官方的腐敗與無能，讓政府用龐大的預算去拯救任意放貸造成的銀行壞帳、與經營績效不良的國營企業，將造成中國的崩潰；「中國農民調查」中讓我們得知中國農民這群龐大的人口分母，不僅無法得到政府的幫助，反而成為政府剝削的對象，廣大的農村居民並未共榮於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高層幹部捲鉅款逃到國外的例子不勝枚舉，加上國際形象工程（如北京奧運）的開支、與民間的抗爭浪潮，這些內部問題恐怕才是中國龐大經濟負擔的來源。
這樣的中國更像Thomas Friedman眼中的蘇聯霸權，政府花費超過負載的預算，去安撫民間社會，去開無法長久負荷的政治支票。當中國涉外事務的擴張為他們創造出未來的經濟機會與利益時，中國內部問題所造成的消耗將成為其未來的挑戰。「帝國的過度延伸」的教訓在於國內經濟減去帝國擴張所帶來的負數；而中國未來的挑戰在於外交擴張減去國內問題究竟是正數或是負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