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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2023-12-12・交流雜誌

「一帶一路」從蓬勃發展到挑戰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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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於2013年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以及創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這兩大倡議旨在亞洲區域乃至全球範圍內,共同建設和改善基礎建設,以促進國際貿易和經濟合作。從2013年至今,中國已在「一帶一路」架構之下,對超過100個國家進行投資,涵蓋能源、運輸、通訊等多個領域。儘管在初期取得了的亮眼成績,但隨著國際局勢不斷變化,外界對於「一帶一路」倡議產生越來越多的負面質疑,其未來發展將面臨嚴峻挑戰。本文將在「一帶一路」十週年之際,分析其前五年的發展和後五年的挑戰。

「一帶一路」初期的蓬勃發展

自從「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這一全球基礎建設計劃計畫不僅受到急需資金的發展中國家歡迎,也引起了許多已開發國家的關注。歐洲國家尤其積極合作,希望透過與中國在大型基礎建設的投資合作,既吸引外來投資,又拓展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以探索更多發展中國家的商機。在這積極向中國靠攏並支持中國全球影響力擴大的態勢下,「一帶一路」在其首個五年內取得了迅速的發展。

根據美國企業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簡稱AEI)的「中國全球投資追蹤」(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簡稱CGIT)資料庫之統計,「一帶一路」的投資規模覆蓋了約103個國家,總額超過6,100億美元,平均每年1,100億美元,其中包括14個已開發國家。除了吸納「一帶一路」投資外,14個歐洲國家和富有的中東石油生產國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會員國和股東,共同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所需的金融資源。

當「一帶一路」首次提出時,許多觀察家擔心中國大規模的資金投入可能提供威權政權所需的資源,進一步鞏固其統治地位,對全球民主與人權的發展構成潛在威脅。另一方面,也有觀點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是出於戰略考量,旨在吸引更多國家參與,進一步擴大其國際影響力,並可能在國際事務中獲得更多支持,甚至引領發展中國家來改變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體制。然而,最近許多的研究發現,在「一帶一路」實施的最初五年中,並未出現上述預期的效應。儘管有些「一帶一路」參與國家的民主與人權狀況出現退步跡象,並有一些國家在獲得「一帶一路」資金後與中國建立了更緊密的戰略與外交合作關係,但這些情況嚴格來看屬於個案,整體看來,「一帶一路」並未對全球民主與人權發展,以及國際政治經濟體制帶來系統性和重大的改變。

因此,大多數國家普遍持積極態度,認為「一帶一路」並未對國際體制或現有秩序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各國樂於參與成為「一帶一路」的合作夥伴,期望通過這一倡議有效改善發展中國家的基礎建設,促進全球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一帶一路」面臨的挑戰與困境

儘管「一帶一路」在前五年取得了顯著進展,但自2018年以來,國際局勢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中國的國際形象與國內情勢引發了廣泛批評,這些發展導致「一帶一路」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

首先,自2020年初新冠肺炎(COVID-19)爆發以來,全球各國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公共衛生危機,並實施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如關閉國界、封城和限制人員流動,導致跨國和國內經濟活動受到嚴重影響。這對世界經濟和各國對「一帶一路」投資的需求產生了負面影響。雖然中國在疫情初期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但其「一帶一路」合作夥伴國家則難以應對更多的投資。根據CGIT的統計,2019年至2022年「一帶一路」的總投資額為3,100多億美元,平均每年約為780億美元。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嚴重的2020年至2022年期間,平均每年僅為680億美元,約為首個五年平均投資額的60%左右。這清楚地顯示出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擴展「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

第二,「一帶一路」倡議中的部分基礎建設投資項目引發了一系列問題,包括工程品質不佳、環境汙染、債務陷阱等不利影響,對該倡議的國際聲譽造成損害,也使各國對接受「一帶一路」投資變得謹慎。例如,印尼高速鐵路等受國際關注的旗艦級投資出現了工安事故,如工程車出軌,天然氣管線爆炸,橋墩倒塌等。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因無法按時還債,被迫將港口租給中國企業,引發了債務問題和主權風險。此外,中國大量支持發展中國家興建燃煤發電廠,這些設施對環境造成嚴重汙染,難以透過國際金融機構融資,因此只能依賴中國「一帶一路」的投資,進一步加劇了全球環境問題。這些不利形象對未來「一帶一路」的擴展可能帶來不利影響。

第三,自2018年起,美國開始採取多方面的行動,包括貿易戰、晶片戰和科技戰,與中國間的戰略競爭進一步升級,形成了長期的對抗格局。以美國為首的「理念相同」國家陣營開始凝聚,以應對中國在印太地區和全球的崛起。許多民主國家也因國家安全的考量,開始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為了對抗「一帶一路」倡議,美國、歐洲和日本等資金充裕的國家紛紛提出大規模的經濟戰略計劃。例如,美國總統拜登在2022年的G7領袖高峰會上提出了「全球基礎建設與投資夥伴計畫」(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其他歐美主導的國際金融組織也加大了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力度,希望減少對中國和亞投行的依賴。雖然歐美主導的投資計劃的內容不一定比中國的有利,但所投入更多金融資源將降低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投資的依賴程度。

第四,在新冠肺炎疫情過後,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嚴重挑戰。國際方面,自2022年開始,中國的進出口表現日益不佳,反映了國外需求下降以及國內需求疲軟。中國對外投資數字也持續下滑,而疫情期間的「清零」封鎖措施使外資難以進入中國,進一步嚴重阻礙了國內經濟活動。在國內,通貨緊縮現象出現,青年失業率上升,民間投資意願不高,而房地產市場也處於困境之中。在種種影響下,中國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經濟資源以刺激內需市場,這必然會壓縮中國能夠投入海外的經濟和金融資源。

總結而言,儘管「一帶一路」在前五年內在夥伴國數量和總投資額方面取得顯著成就,但這可能主要是中國初期的大規模投入所帶來的慶祝行情。然而,隨著國際局勢的急劇變化和中國國內經濟困難的挑戰,世界各國對「一帶一路」的需求減少,同時中國也可能減少對全球投資的供應。這將對中國的經濟大戰略帶來更加嚴峻的挑戰。